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04年第四期

那么，“科学历史观”有什么意义呢？研究历史不就是对历史事件的记述和评说吗？这跟科学不科学有什么关系？我认为有关系，关系就在“评说”两字上。我们知道，研究历史不是钻进象牙塔里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找出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根源，吸取教训，作为制定政策的借鉴，以利当前的工作，这就必须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以论带史”（翦伯赞当年的提法）的主张是不可取的。“以论带史”实际上是根据当前的政治需要，特别是最高当权者的需要，去到历史事件中找依据，这就难免对历史进行剪裁、歪曲甚至篡改，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政治的奴仆。

毛最推崇秦始皇。秦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到嬴政（秦始皇）接管政权，为了保持住秦政权万世不变，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政策。对内实行焚书坑儒，将除秦军以外的兵器和老百姓的民用铁器统统搜集起来铸成十二个铁人，以防老百姓造反；对外让蒙恬弹压着老百姓修筑了万里长城，以为这样就可以永保秦氏天下万世不变。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皇权至高无上的专制政权，自称为“始皇帝”。毛率领共产党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统一了除台湾以外的全中国，之后实行了镇反、肃反、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一系列更甚于秦始皇的高压政策，从而确立了自己的最高权威，成了不称皇帝的皇帝。秦始皇在位二十六年，死后二儿子胡亥继位，不久秦王朝便被推翻。毛在位二十七年，死后他所推行的一系列错误政策便被后继者全部推翻，两人何其相似乃尔！

对于秦始皇的功过是非，历史上的评说不少，总的来说，贬者多，褒者少。我非常喜欢读贾谊写的《过秦论》。《过秦论》共三篇，无论其文字的华美流畅，笔锋之犀利，评说之中肯，其中第一篇为最好。本篇的前半部分记述了秦灭六国，一统华夏，建立中央集权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由秦始皇的父辈、祖辈完成的。后半部分记述了秦始皇继位后采取的一系列高压政策，最后导致秦的灭亡，结尾点出了秦灭亡的原因：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驽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  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肴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可以说，在诸多对秦的兴衰述评中，其精确中肯，无出《过秦论》之右者。贾谊的《过秦论》对秦的由兴到衰、到亡，特别是对秦始皇的一系列记述点评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的，其对待历史的态度是科学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出于某种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对秦始皇的评述则是强调其功，而韪其过，对待毛的评述更是如此。这样对待历史就谈不上是科学的了。其实，邓小平早在十一届二中全会上也说过，《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的“功大于过”的评说只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的权宜之计，二十年后等我们这一代人离去了，后人可以重新对毛的功过是非再做出更全面的评价。

再看看苏共倒台、苏联解体的历史。我国不少左派政治学者、历史学家，往往把苏共倒台、苏联解体的罪责推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身上。但这些所谓的政治学者和历史学家却不能（或不敢，不愿）回答下列问题：

一. 在“最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实行了七十多年的情况下，为什么会产生戈、叶这样的人物？

二. 当8.19政变时，苏联的老百姓为什么没有人上街欢呼，相反地，当叶利钦粉碎政变后，人民却都涌上街头欢呼拥护？

三. 为什么叶利钦退出苏共后，却能高票当选了俄罗斯总统？

四. 当叶利钦宣布解散苏共、没收苏共财产时，为什么没有一个苏共党员公开表示抗议？

我国的政治学者和历史学家不能（或不敢、不愿）回答上述问题，这只能说明他们的历史观是不科学的。

回过头来再看看中国近百年来的现代史和近六十年的当代史。我有幸打开当年上大学时学过的何干之教授编写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那简直写的不是什么历史，而更象是一本政治教科书。至于建国后的当代史，那就更不象话了。对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重大历史事件，不是一笔带过，或者干脆只字不提。你如果问问现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镇反、三五反、农业合作化运动、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他们都一脸茫然，摇头不知。我国现在的历史学家之所以这样写我国的现代史、当代史，我完全理解有其不能明言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不是实事求是的、是不科学的。至于那些为了赢得一杯羹而去主动迎合当权者的意愿，故意歪曲历史的“历史学家”对待历史的态度，那就不仅是科学不科学的问题了，而简直是卑鄙无耻！

研究历史的目的不应该是为研究而研究，更不应该是为政治涂脂抹粉。历史学家不应该是政治的化装师。研究历史是为了从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利当前的政策制定，为此采取科学的历史观就十分必要了。

 陈奉孝
 二00八年二月十日

五柳村2008年2月14日收到

出发点，自然是谢韬先生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话题。

我认为，谢韬先生的两篇文章在当下发表并引起热烈争论，具有特殊意义。

首先，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和共产党员，他的文章在官方眼中有某种所谓合法性而可能广泛传播，对于长期遭受洗脑的正统民众也更有说服力。这两个话语优势，自然为海外社会民主主义言说所不具备。海外民主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话语，虽然诞生多年，但因国内实行舆论控制和网络封锁，民众对其理念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谢韬文章及其引起的争论和产生的影响，终于使这种政治理念正式登陆国内公共话语平台，让人们开始关注中国民主潮流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话语。重庆学者何蜀认为，谢韬先生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要超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北京学者徐友渔更看出，“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潮。可以说从现在起，与“社会民主主义”一脉相承的“民主社会主义”，开始成为国内继“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学”之后的第四种思潮了。谢韬先生的文章，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在国内传播，功莫大焉！

第四思潮的出现，自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国内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和吏治腐败共同催生的结果。“社会民主主义”本是西方民主思想大框架下与“自由主义”并列的重要一翼，可是1990年代以来人们更熟悉公共话语空间宣扬的“自由主义”主张，而把“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完全忽略了。是的，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集体主义传统和平等主义心理，眼下半封建主义政治专制、前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后现代主义文化消解共同形成的严峻现实，使人们在考察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过程中，不能不开始关注北欧模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

然而必须看到，这波思潮中谢韬先生所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与刘国凯先生所提倡“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存在根本区别。

谢韬先生所代表的政治主张，并非体制外的民主变革诉求，而是体制内的民主改革设想。如果说前者的政治目标是使现存的极权制度转变为民主制度，那么后者的政治目标便只是把现存的极权制度改变得民主一些。可把中共内部分化出的两类先进政治人物视为这两种民主思想的代表：李慎之、代表的政治主张直接通向“自由主义”， 明显属于体制外民主思想；胡耀邦、赵、李锐、胡绩伟、谢韬代表的政治主张最终通向“民主社会主义”，明显属于体制内民主思想。李慎之和先生选择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与刘国凯先生提倡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理念，具有相同的体制外民主思想向度。

谢韬先生的政治主张，至少有三个明显的体制内特征：第一是基本认同马克思主义，第二是基本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是基本认同中共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他在自己的两篇文章中，甚至明确认为：不仅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路线和胡耀邦与赵的“政治改革”设想是在推行“民主社会主义”，而且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也是在推进“民主社会主义”。仔细阅读其文章，发现他所说国内实际发生着的“民主社会主义”进程，原来主要指1979年以来中共四届领导者所推行解决民生问题的改革举措。关于民主宪政制度必须包括的政治民主化和言论自由化，他的文章涉及甚少。

欧美国家各种政党的名称五花八门，但大致可分为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翼，都以包括多党制度、普选制度、代议制度在内的宪政民主制度作为共同基础，只不过自由主义更提倡自由化经济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更主张社会化经济政策。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仅为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模式之一，它与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另一种模式——英美自由主义体制一样，都属于跟中国现行的极权主义制度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尽管西方宪政制度的两种模式之间存在不少差异，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属性——都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大框架下。

谢韬先生对北欧制度模式情有独钟，并以之作为参照而得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响亮结论。然而他似乎忘了：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宪政民主制度的大框架下才是真的，如果建立在极权主义制度的大框架下就是假的。显然，他借鉴北欧模式的用意，并非要中共脱胎换骨，而是希望它旧瓶新装。不管本意如何，他最终想要拯救的不只是中国，同时还包括中共。

不能认为谢韬先生文章的局限仅仅是中共言论控制所致，文章背后还隐藏着作者难以说出的更多主张。其实，中共内部民主派的立场和思路只能如此，再激进再出格也超不出基本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路线的思想阀限。除了追随一生的思想体系和精神信仰难以舍弃，更因为他们必须维护毕生自觉选择和真诚付出的合理价值。谢韬先生的勇敢言说尽管为中共民主派的政治主张举起了一面旗帜，但也免不了这种局限。

不能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只是词语组合的不同，或者属于概念弯弯绕式的游戏。虽然在西方人的专门用语中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文献里，这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而可以互相代换，然而它们一旦脱离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大框架的使用范围，而进入当下中国社会的特殊语境，就会具有完全不同的语义。事实上，两个概念的不同所指已经显现出来。按我的理解，这是两个完全相异的词组：

民主社会主义：中心语是“社会主义”，“民主”只是修饰语。其所指，是在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下凸显民主权利原则。

社会民主主义：中心语是“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修饰语。其所指，是在民主主义的大前提下凸显社会共同利益。

中国语境下两个概念的不同所指，并非人为强加，我们从谢韬先生“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和刘国凯先生“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差别中尽可看出。怎么能说它们仅仅是词语组合的不同或概念游戏呢？

我承认，社会民主主义概念中的“社会”一词，在西方人的用语中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献里，指的就是“社会主义”。然而不要忘记，他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我们所置身的“社会主义”。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实指在实行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基础上最大限度保障社会共同利益；在我们这里，“社会主义”却是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下完全取消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社会主义”在斯大林和毛泽东手中早已变成专制、暴力、阴谋、谎言、愚昧、贫穷的同义词，而且至今仍然让人一听就感到厌恶。我猜想，李慎之和先生完成思想转变之际，之所以直接进入“自由主义”而非“社会民主主义”，也在于已经彻底放弃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任何信任和留恋。

这些年，美化和怀念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的声音不绝于耳，必须警惕。这些言论集中体现在中共内部保守派的陈腐言说中，散见于知识界“新左派”的糊涂认知里，并以1990年代以来被损害被侮辱民众的不满心理为潜在动力。他们认为，中国眼下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主要是中共背叛“社会主义”所致，当局应该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这些言论总体上都具有用道德观代替历史观的特征，但各自的出发点又不尽相同：中共保守派主要出于对自身边缘化处境的抗议，知识界“新左派”主要出于对国际和国内资本主义剥削的担忧，广大底层民众主要出于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气愤。几种“今不如昔论”虽有区别，参照标准和归罪对象却同样错误。如果从这个维度来批判“特色社会主义”而呼唤“原旨社会主义”，无异于主张绝对专制与普遍贫穷相结合的社会悲剧重新上演。难道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比邓小平时代的市场经济更好吗？如果让我在贫富并存和普遍贫穷之间作选择，我宁肯选择前者也不选择后者。面对这种反对社会进步并追念落后时代的荒谬观念，体制外民主主义者必须坚持鲜明的批判立场。中国当下出现的严重社会不平等问题，并非中共背叛社会主义理想所造成，而是中共为了维护一党专政，任由人类历史上三种最坏的体制——半封建政治专制、前资本经济剥削、后现代文化消解共同肆虐的结果。

因此，最好把社会民主主义概念中的“社会”这个修饰语，定义为“社会共同利益”，而不是依然理解成早就变质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符号动物，对于特定环境中的专门用语非常敏感，会立刻产生具有亲疏爱憎倾向的情感反应。中国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早已丧失它在欧美国家的所指，不宜继续沿用和宣扬。

对于“社会主义”概念，中共内部的四个派别已有四种注解：

保守派——原旨社会主义；

当权派——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派——民主社会主义；

自由派——放弃社会主义。

保守派固守的“原旨社会主义”，纯粹是绝对专制和普遍贫穷并存的毛泽东体制。当权派坚持的“特色社会主义”，自然是政治专制和经济改革并重的邓小平路线。李锐、胡绩伟、谢韬先生所代表民主派提倡的“民主社会主义”虽然增加了民主内涵，仍然处在体制的内沿。李慎之和先生所代表自由派完全放弃“社会主义”概念，终于跨出体制的藩篱。以此为例也能看出，体制外的政治理念必须抛弃“社会主义”概念，才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向度。

当然，指出谢韬先生文章所包含的体制内局限，并不等于否认其主张的先进性质和人品的优秀光辉。事实上，共产党人并不都是邪恶分子，其中仍然有许多真心向往和热忱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理想的优秀人物。除了已经逝世的高层领袖胡耀邦和赵，现在依然在党内英勇抗争的李锐先生、胡绩伟先生、谢韬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无疑是当下中国最可尊敬的党内人群。其可尊敬性，不仅来自他们凭自己特殊身份进行的自由民主言说所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还因为他们身上所体现良知、正义、无畏的人格品质。中共开展的“保持先进性活动”，最应该以他们为榜样，却被引到了相反的方向。

中国正处在从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的前夜，已有四种思潮在前方探路。仔细辨析，“新左派”偏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利益和社会平等，“新儒学”偏重经济现代化条件下民族精神的重新整合，“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偏重社会转型期间的自由思想传播和民主制度设计。尽管四种思潮的探询重点不同，互相之间也存在差异和争论，但它们高举的手势都指向更合理更先进的自由民主路标，没有哪一种思潮认同现行的极权主义制度。

1979年至今近三十年来，中共在竭力维护一党专制的同时，已经不自觉地为所面临的社会转型做了许多准备——奠立自由化市场和私有化经济、建立法律文本体系、确立社会保障机制。人们所期望的社会转型，只需再向前迈出一步——实行多党制、民主选举、军队国家化、言论自由，即可完成，“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共同设想的宪政民主制度，就能实现。当然，“新左派”和“新儒学”的合理主张，也会被采纳于外交考量、分配政策、伦理重建之中；甚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实际已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的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元素，也可能自然保存下来。

完成这个最后转变的路径大概有三条：一是东欧国家那样的体制外社会变革，二是中亚国家那样的体制内民主改革，三是苏联那样体制内民主改革与体制外社会变革的交合。

今日中国，不否认发生体制内民主改革的可能性。不妨设想一种渐变前景：因为某种变故，中共高层出现民主派代表人物并偶然掌握权力，于是宣布修改宪法和解除党禁，允许多党竞争和民主选举；中共凭着占尽先机的主导地位、组织系统、舆论优势、管理经验，在选举中获胜并继续掌握政权，然后按照“民主社会主义”构想逐步进行社会各方面的有限民主改造。

这种体制内民主改革未必不好。因为能够避免政权更迭可能带来的秩序混乱和社会震荡，它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这种转型最切实可行，二是这种转型成本最低代价最小，三是这种转型最容易被正统民众所接受。

谢韬先生“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当然，这条路径只属于有限转型，旧瓶的标记过于明显，新装中的杂质难免很多，远不是人们期望中的全面转型。然而，这只是中国民主变革的开始而非结束。魔瓶一旦打开，中共就将无法控制，民主变革将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解除党禁已使海外的各种政治团体回国发展，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又使公众舆论形成民间威慑力量，军队国家化更将彻底解除中共一贯的暴力威胁，人们于是可以通过各种政治团体和公共媒体表达自己的民主诉求，全力推动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那时，中国可能发生前些年中亚国家那种“扫除红色极权主义马厩”的“颜色革命”，迫使中共交出继续掌握的权力，而让在第二次大选中获胜的某个在野党走上执政位置。这个新的执政党，可能是自由主义的，可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也可能是某种混合主义的，但起码是民主主义的。它将肩负彻底结束极权主义统治之后的民主使命，开始进行全面的民主改革。

那时宪政民主制度的大框架已经确立，多党并存、竞争上岗、相互制衡的政治生态完全形成，今日的体制内和体制外划分自行失效，新的体制内和体制外划分将以是否认同宪政民主制度为标准。中共将合法存在下去，或者保持现有名称，或者改变现有名称，它如果认同宪政民主制度，就可以积极准备参加下次大选。现在所谓的“八大民主党派”，那时可能做出无辜而委屈的样子重抖旗帜努力谋求选票，但由于长期依附中共、与虎谋食、毫不作为，更可能在世人的谴责声中发生分化和重组。由于社会制度框架根本改变，中共内部李锐、胡绩伟、谢韬为代表的传统民主派，可能有三种前景：一是积极参与中共内部的革新和改造，二是会同党内新兴民主力量一起分裂出来另起炉灶——成为在野政党左翼的一支，三是并入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最终合龙。

当然，由于半个多世纪犯下太多罪错，中共难免要受到法律追究。一个类似“真相与正义委员会”的机构将会成立，专门负责这项工作。主要追究中共专政时期那些属于“反人类罪”的重大事件，例如“土改”、“镇反”、“胡风集团案”、“反右派运动”、“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法轮功事件”。 一切都将本着宽容精神在法律范围进行，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和事实依据。目的并非追究个人罪责，而是为了履行法治、澄清真相、伸张人权、平息民愤、埋葬专制、巩固民主。如果经过法律追究后的中共能够洗心革面而赢得民众信任，它就有资格参加下次大选并争取获胜和重新执政。

这些仅仅是推测，历史的变数很多，绝非今日的人们可以提前预知。虚构这个可能前景，只是为了说明谢韬先生“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体制内向度，及其最终的走向。

在今日一党专政并宰制公共言论的严峻条件下，体制外民主力量当然应该全力声援谢韬先生，让中共内部发出的民主之声更加响亮，也让中共内部的民主力量更有信心和勇气。但不能认为他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在国内严酷环境中的委婉言说和曲折表达，而要看到二者之间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明显界限。赞赏和声援的同时，应该指出这个差异，好让人们明白：中共民主派提倡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不等于体制外民主力量提倡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样做非常必要：一是使体制内民主派知道自己的局限，争取他们向体制外民主方向转变；二是使正统民众在认同体制内民主改革的同时，看到体制外民主变革的广阔前景。当然，这里面还涉及一个话语权问题。如果混淆了二者之间的界限，体制外“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就可能丧失自己独立的话语权。

无论怎样，通过“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正式成为国内公共话语空间的第四思潮。这不等于它必定会在国内今后的政治理念比赛中获胜，但广大民众面前毕竟又增加了一种可能的选择。不管在今后的政治民主进程中，人们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民主政治理念和民主制度安排，“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正式成为一种可能的方案。作为李锐先生、胡绩伟先生体制内民主思想的澄清和敞亮者，谢韬先生将因此载入史册。

当下中国，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成百上千超警戒社会问题已经使人们强烈意识到：只有宪政民主制度才能救中国。过去那种根深蒂固地寄希望于“明君”和“清官”的传统政治心理，正在发生改变。人们至少已经明白：中共统治集团是在靠广大民众的赋税供养着，他们对国家公权的长久垄断践踏了现代契约原则而丧失合法性，广大公民有权选择国家公权的合法执掌者。

为了敞亮这个道理，许多英勇无畏的民主先行者曾经不顾风险点燃自己。1989年民主运动的血色背景下，国内外的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学、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文化运动、法轮功和其他民众，都是熊熊燃烧的生命之火。高智晟、郭飞雄、谢韬、汪兆钧、郭泉，更是迎风高举而闪亮如旗的火炬。中国感谢他们，历史必将铭刻他们闪光的名字。

2007年11月20日        写于古邛都森林居

2004年09月03日21:58   网友余丰慧在人民网发出“反对教育产业化”，为何引来一片喝彩声，文章说：

  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2日在人民网上回答问题时说，教育部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因为教育是一个要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教育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对凡是能够接受教育的人都要提供教育，所以将教育产业化违背了我们的办学宗旨，也违背了我们的办学方针，也直接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说，直接违背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原则。所以产业化的问题，我们教育部是坚决反对的，是绝对不能把教育产业化的。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了教育事业了。

   这篇报道，立即引起了社会特别是广大网民的强烈反响。笔者（余丰慧）大概计算了一下，不到12个小时，网民跟贴发表看法达到800多条。从跟贴内容看， 80%对教育部副部长“坚决反对把教育产业化”的话，表示赞同和坚决支持。为什么教育部官员一句“坚决反对把教育产业化”的话语，会引来一片喝彩声呢？...教育产业化的思潮已经泛滥多年，人们的争论声、讨论声、谴责声一直没有停止过，作为教育部官员，这次能够站出来公开表态“坚决反对把教育产业化”，我想这也是引起大家喝彩的一个原因吧。

五柳村编者按：“教育部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吗？这次算是有了个明确的表态，而长期以来是听之任之。这个口号刚出来我就是反对的，发出教育产业化质疑，然而有什么用，那时的教育部在干什么？当然，现在改了也是好的。

张保庆副部长的话，犹如一声炸雷，博得大众喝彩，然而对于他，过去毫无所知，于是在网上搜索，得一万二千余项，看了一部分，还没有同名的，转发最多的是：

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表示坚决反对将教育产业化；还有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我脑子里助学贷款大于天；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本科生有钱也不准住单间。都是群众关心的问题，回答又毫不含糊得人心。原来他出身贫寒，亏得助学金支持我完成大学学业（张保庆深情回忆）这使我想起上世纪美国的钢铁大王卡内基，也是出身贫寒，每钱上学，靠到公共图书馆自学成材，后来倾其家赀回报社会，捐建了一千多座图书图书馆。如张保庆言：“资助困难学生，作为党和政府来讲，绝对不是说给几块钱的问题，这里面确实关系到我们党的宗旨到底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是不是优越的问题。再往深处讲，还关系到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党要不要贯彻我们的教育方针的问题。”反观所谓教育产业化会把中国带向何方，不是很清楚吗。而此错误口号竟能流传多年，应司其事者无人制止，难道不应该深思！

    在搜索中发现张保庆已被选为搜狐教育频道月度人物，网友喝彩之声不断。可见在中国为官并不难，仅仅说了点顺民心的话，马上就得到群众的拥护，所以那些防民之口胜于防川，东堵西塞，害怕群众特别害怕这网络者应该猛醒，堵是堵不住的，还是顺应民心吧。

[附]张保庆简历 男，汉族，出生于1944年6月，河南省镇平县晁陂镇人。

1968年7月，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大学文化程度。

1968年8月入伍，至1970年1月，在4685部队锻炼，先后任班长、副排长。

1970年2月至1973年10月任天津市外事办干事。
1973年11月至1976年1月，在中国驻乍得使馆经参处工作。

1976年2月至1979年5月，先后任中国国际旅行社天津分社副科长、科长、副总经理。

1979年5月调入国家教育部工作。1996年10月至1998年3月，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1998年4月至今，任教育部副部长。右上侧框中是张保庆所作诗。

本文原发于五柳村建在加拿大的《满天风雨看潮生》，原来国内可以顺利看到，但现在不行了，遂也发在这里。--2008/01/24

读后使我振奋，因为这个院士制度在扭转科学技术不被重视的初期或有积极作用，但发展到今天，实已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大障碍，更不利于新生力量的成长和科技创新。对此汪、周二位已有清楚的阐述，我感到他们讲的都是实情。我有不少院士师友，他们都学有专长，为人正派，单就院士个人来讲，的确称得上出类拔萃。但现在院士一方面倍受尊崇，另一方面却又颇被诟病，原因何在？关键是体制使然，科学研究立项，重点学科建设，博士点的设置，更不用说文章的发表等等，有无院士牵头，大不一样。特别是由于院士与官员的等级挂钩，其含金量更非一般的学术头衔所能及，而院士遂成为一种特殊官位，一种品牌，一所大学或一个学术单位，似乎是院士越多地位越高。因此竞争入选院士，往往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单位间的较量，也是出现不正之风的一个重要来源。

而一入选院士就加官晋爵，鸟枪换炮，犹如范进中举；更似乎变得无所不能，各种头衔，各种请柬纷至沓来，而许多时候人家请你去，并非看重你的学问或需要你的学问，只是要你的牌子，就是要你去上天言好事，不去还不行，得罪人，无奈前去，最多做到不说什么，广告也已做了，等到揭出那里面有假冒伪劣，牵连在内也说不清。而最现实的结果是潜心治学的时间少了。

特别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多年没定职称，更不用说院士，在实行院士制度之初，当然会是年长者居多，及至一看院士老化严重，改为照顾年轻人，而一大批中坚力量，犹如冯唐易老，三世不遇，间有能熬到院士的，又如梁灏中状元，垂垂老矣。而事情确如周光召院士所说“目前很多院士都七八十岁了，几乎当了院士后没有什么新的成绩。”自嘲说，“至少自己是这样。在一线的院士即使有点成果，也许是学生帮著做出的。”而一般的情况是身为院士，众目睽睽，压力倍增，还得勉力支撑，于己于人均不利。

以入选院士形式拔擢青年亦非良策，盖一项科学或技术成果的价值，不一定都能马上得到充分认识，而这一层次参与竞争者人数众多，院士数目终应有限，不能总是扩张，不仅会挂一漏万，而且会有一人入选，多人不满，影响积极性的后果，甚至引发恶性争夺的可能。

因此我希望周光召院士并与会的十三名院士提议，如果大家都同意，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共同提一个议案。 能尽早成为现实。
 

不过院士之设置，确有推动社会崇尚科学的作用，而院士在公众中留下的，绝大多数也是良好的个人形象，现在应废除的是这种制度，使院士与权力与待遇脱钩，可以保留为一种学术上的荣誉称号。不必每年评选，可以五年、十年结合国家庆典举行。人数不宜多。必须是德高望重，众所钦服，如何产生，还可从长计议。

< 这种院士不要求他再出多少科研成果，但可以在发现、作育人才，普及科学，和干预社会生活等方面多起作用。如蔡元培、胡适、丁文江都不是他所在领域中发表文章最多或评价最高的，然而他们所起的作用，远远超出其专业本身。现在科学家对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和国家大事，很少发表意见，有的人比较关心，还会被嘲为不务正业，其实对那些年事已高的的科学家来说，在科学研究上发挥创造力的最佳时期已过，这次周光召先生自嘲“没有什么新的成绩”，乃是自然规律，杨振宁先生在去年中国科协学术年会上也提到这一点，表示应让年轻人去冲锋陷阵。而如进入老年的科学家，能把眼界扩大，以自己成熟的科学修养和人生经验贡献给社会，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是他人所难以企及，其意义未必低于他在科学上的成就。也为自己开辟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陶世龙，2005年11月16日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转自人民网>>科技2005年12月28日13:29

汪品先：我为什么炮轰院士制度？

院士制度罪与赎

　　●编者按

　　12月中旬，每两年增选一次的两院院士评选相继揭晓，101名科学工作者榜上有名。披红戴花之时，各界对院士制度的反思、质疑，乃至“炮轰”，也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

　　邹承鲁、周光召、汪品先等院士对院士制度的种种弊病，进行了很多评判，还有学者从院士制度的沿革分析讨论院士制度的“存废”。而据报道：作为回应，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说，中国科学院已经准备在明年春天召开两次关于院士制度建设的研讨会，邀请其他国家科学院、工程院的专家、官员一起探讨对策，让院士制度永葆青春和活力。

　　发生在岁末的这场“院士信誉危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学术腐败侵蚀到最高科学界的结果和表现。这几年，中国院士数量直线上升。而据报道，随着院士人数的大幅度增加，我国科技竞争力的世界排名却由1998年的第13位降到了2003年的第29位。

　　与此同时，少数院士却因为“参与商业炒作”，“抄袭论文”，“鼓吹特异功能”，“学术造假”留下了笑柄，玷污了院士的光荣称号。正如邹承鲁院士所言：这些人、这些事，虽然只是院士队伍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少数人影响了院士的声誉、特别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声誉。就像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

　　何祚庥院士说“院士出了‘院子’，就不是院士了”。现在，对于院士制度的关注也的确正从院里延伸到院外。令人欣慰的是，记者采访的这些院士无不直言不讳，对院士制度进行了深刻的解剖和反思。这表明我国科学家群体的核心是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公众希望，对于院士制度的讨论，能给院士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提供一个审视的空间，还院士一方净土！

　　11月15日，在13名两院院士、100多名企业家与科技人士参加的“院士圆桌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同济大学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系教授汪品先院士原定宣读一篇学术论文。但是，后来他转而谈论中国的院士现在社会把院士捧得如此之高是站不住的，总要掉下去，“院士是人选出来的，少一票落选就回家抱孙子去，多一票就什么都有了，什么评审会都少不了，都要发言，人家都洗耳恭听。有这样的人吗……”

　　汪品先院士的发言，随后得到许多院士的回应，近日，记者就此对汪品先院士进行了专访。

　　“院士不是‘特权’和‘金钱’的代名词。”

　　北京科技报：目前我国的院士选举，您认为主要存在那些方面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汪品先：现在的院士类似于“一考定终身”，承袭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主要依靠的是单位提名。单位提名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重要的，因为院士制度已经中断了几十年，加上当时院士的人数又少，很多人对此不是很了解。但是这几年情况已经变了，大家对此有所了解后，在下面进行的非正常操作太多了，所以不能再采取单位提名这样的老办法了。我认为应该由院士群体本身来选举才对，国际上都是由院士提名的。正常的情况应该是被选举人是受别人推荐的，自己本身不知道，应该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而目前的情况是在院士选举之前，候选人所在的单位常常会下力气、花钱帮助个人搞公关。

　　北京科技报：为什么会造成单位公关这类不合理的现象呢？

　　汪品先：这也跟目前社会上对院士的炒作过热有关，有些单位盲目地攀比你有几个院士，我有几个院士，好像院士的多少就代表单位水平的高低似的。

　　北京科技报：据说您认为应该取消院士制度？

　　汪品先：现在的院士制度是1990年制定的，当时是说十年不变，但是到了2000年还是没有改革，所以现在每次遇到院士选举的时候，大家的意见很多。我所说的改革并不是要取消院士制度，我主要强调的是把它过热的部分降温，现在不仅社会上把院士炒得太过分了，我们自己也没有很好地节制。其实每位院士只是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属于权威，因此我说要降温的办法就是，把院士还原到学术上权威性的最高荣誉称号，而不是“特权”和“金钱”的代名词。

　　“‘院士终身制’是个很滑稽的说法。”

　　北京科技报：近年有一些企业家和官员也参选院士，他们是否符合院士评选的标准？

　　汪品先：关于院士评选标准，现在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好，所以这个不能妄下结论。

　　北京科技报：那么就现在的标准而言，您认为合格的院士有多少？

　　汪品先：因为我并没有对此做具体的调查，所以无法告诉你现在合格的院士有百分之多少，我也不想因此和其他院士挑起矛盾，很多敏感的话题由我来说是不合适的。

　　北京科技报：由于现在学术腐败现象层出不穷，院士评选的标准又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因此社会上关于“院士终身制”的问题争论不休，反对者和支持者各有说辞，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汪品先：“院士终身制”是个很滑稽的说法，根本没有必要将其作为一个课题来讨论。我认为院士仅仅只是一种荣誉，既不是职务，也不是职称。如果院士本身不意味着金钱，不意味着特权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出现，院士作为终生荣誉是无可厚非的。当然，如果院士犯法又是另外一回事，毕竟现在确实存在许多院士腐败的问题。

　　“应该尽早把知识分子的待遇规范化。”

　　北京科技报：据我了解，北京的一些院士一个月大概收入10000元左右，但是在有些地方和单位，给院士住别墅，配备高档轿车，享受比较高的待遇，这也成为院士制度被人诟病的一个方面，您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汪品先：关键在于各种变相的补贴，国家应该尽早把知识分子的待遇规范化。社会对知识的尊重体现在院士身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把它绝对化。早些年我曾提过多次，将工资问题理顺是当务之急，并不是靠院士的头衔给你增加多少工资，而是应该根据你的能力和贡献。当然，既然能被选上院士肯定是具备了相当的能力和贡献，但是这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依据。现在有些地方不分青红皂白，凡是院士就给多少多少钱，这个办法本身并不可取。

　　北京科技报：您认为院士待遇问题应该怎样解决比较合适？

　　汪品先：这件事情应该摆在工资体制上来加强改进。现在普遍都有加薪问题，待遇高了是个好事情，但是应该将其规范化，也就是说应该将各种各样的补贴变成工资才对，不断增加补贴不是个好办法。其实院士本身的工资很低，我现在才2000元左右，但是我的收入却是工资的好几倍。这就好比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打补丁，首先应该将衣服调整好，如果补丁比衣服还大的话，这就不正常了。我认为应该是有个国际标准的，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不要求同国际接轨的话，但起码要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北京科技报：我了解到您是1991年被评选为院士的，那时的待遇怎么样？

　　汪品先：我记得当时只是增加了国务院给的两百块钱，后来上海市政府又给了六百块。

　　汪品先院士

　　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地质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同济大学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系教授、海洋地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现担任深海“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专题策划杨猛

“通告”称，三起举报涉及的教材抄袭、论文抄袭皆属实，学术规范委员会建议对举报涉及的外文学院、五官科医院和信息学院的有关教师、学生进行通报批评、停止招收研究生、开除学籍等不同的处理。

据记者了解，校方以这种形式面向全校师生公开通报本校的学术违规情况，在国内高校尚不多见。而这则通告也迅速被转贴到新语丝、天涯、西祠胡同等著名网络论坛上。

这些年，高校中出现的抄袭剽窃这类学术腐败事件不少，但“大都不敢端出来，社会上意见很大，如上海某高校的某“芯”造假事件，至今未见公布处理结果，更没有人承担‘领导责任’”（陈云发：复旦查处抄袭的示范意义，东方网）。尽管教育、科学技术的领导部门和中国科协都讲不许多正确的话和制定了一个又一个处理学术“违规”、“不端”的规章办法，发出了道德宣言；国家科技部在2006年11月9日发布了〈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宣称从2007年1月1日起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等6种科研不端行为将受查处。为此五柳村将新华社发布这外条消息的版面拷贝下来放在首页，期待新任科技部部长万钢，看有什么结果。因为万钢先生曾表示，他最不能容忍的是造假，并说大学不应谋求成为利益集团。遗憾的是，一年将满，未见有何动作，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或科研中没有问题需要处理。但如“上海某高校的某‘芯’造假事件”（ 复旦查处抄袭的示范意义）应该就是个万部长该管也管得着的，科技部对这个项目掏过大笔的钱。（参见刘效仁：汉芯事件无人担责是对学术腐败的纵容/中国青年报）

对于科技、教育、学术领域中的腐败问题，各界早有查觉，互联网的出现使普通百姓也有了将所见到的问题举报出来的可能。“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包括此次复旦大学被调查、处理的学术不端事件在内，近年来诸多学术造假、论文抄袭事件，都是先通过网络媒体检举、曝光，才引起学校关注，展开调查、进行处理的。(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没有闲置/东方早报)”

奇怪的是，通过网络来揭露抄袭剽窃，谎报学历或研究成果这种防止学术腐败的手段出现后，一直有人视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反对，或假装蔑视说自己从来不看互联网，或采取什么三不主义，对网民的揭发漠然视之。因此揭发出来的即使证据确凿，得到处理的也如凤毛麟角。（参见中国学术腐败"我自巍然不动）何况作为一般群众，哪能深知内情，他们所能揭出来的自然是线索为多，不追查又何能确认，即如这次 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处理的三起均是举报 调查中曾遇阻力。

更为奇怪的是，作为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时报〉，本应对科研中的腐败或者说违规、不端行为起舆论监督作用。支持群众的监督。然而我看到是在因揭露学术腐败受到化名为“野鹤”的人的攻击，闹到对簿公堂时，科学时报却站到野鹤一边，发出两记者的特别报道，并借清华大学教授刘兵之口，仅就他个人的遭遇就作出新语丝网站是“信誉死亡站”的结论。须知新语丝不过是一个提供给大家发言的网络平台，来投诉的人成千上万，那能保证件件准确，而且要纠正也快。即如刘兵教授这庄公案，也并非没有澄清。而他们的作为则是在整个否定运用网络来打假，他们称之为“私人打假”，以为加上个“私”字就能使人感到你的行为不正当了，殊不知这正是公民社会中个人的权利，哪一个“私人”不是一个个的人。（参见面对学术腐败,科学时报两记者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评科学时报特别报道:学术打假起争议"反腐英雄"遭质疑）

刘兵教授还以学者的面目出来，用学术的特殊性来反对“私人打假”，强调了专业性强，应该依法打假，由学术圈子内的人来解决云云。但事实上，所谓“私人打假”不过是个人在网上举报，没有去处理的权力，所以人家置之不理，但如得到官方接纳支持就可产生重要作用。而眼下大量出现的抄袭剽窃和谎报学历及研究成果等行为，许多是根据常识就能判断，而有些以学术权力与他人进行利益交换，更与一般的贪污受贿无异，因此既然反对学术腐败也是官方的目标，官方就应民间合作协调互动，而不能像刘兵教授那样用学术的特殊性将学界的腐败包装起来，划为外人不得干预的禁区，而使特权分子假借科研的名义，可以在这里肆意妄为而不担风险。（参见"私人学术打假"见成效[附]反对学术打假的言论回顾与批判）

因此复旦大学这次的行动意义重大，使我们不仅看到学术界，也看到整个中国改革事业的希望。

2007年12月25日五柳村国内版已编发了如下的版面记录这一突破，并将继续关注。---陶世龙。

秦伯益院士痛批学术歪风:合作像打麻将

诚信乃学术之本：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回应耶鲁教授对北大学生的批评

陶世龙:期待中国地质大学关注网上的举报质疑

科技部长万钢：大学不谋求成为利益集团 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造假
马上就一年了,科技部查处科研不端行为效果如何？--期待新部长

复旦大学自揭家丑严打学术违规上海动真格的了，教育部、科技部如何？

"私人打假"与官方结合见成效 复旦处理三起学术违规事件两起来自网上举报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包括此次复旦大学被调查、处理的学术不端事件在内，近年来诸多学术造假、论文抄袭事件，都是先通过网络媒体检举、曝光，才引起学校关注，展开调查、进行处理的。(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没有闲置/东方早报)

学术规范不是摆设 中国青年报快评赞扬复旦大学自揭家丑 勇于维护学术尊严

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三起均是举报 调查中曾遇阻力 造假事件及处理结果

各方反应:严惩学术腐败 建议其他学校效仿 网友:冲刺世界名校的发轫壮举

青年报(上海):复旦处罚学术违规教授 强调大学是"社会的良心"

社会反响：建议其他学校效仿复旦 专家：建议设立剽窃罪，严惩学术腐败

复旦大学曝丑精神值得赞美/法制晚报学术不端不但是"家丑"更是"公敌"/宁波网
大学自曝家丑是瑕不掩瑜的明智之举/云南日报 期待能产生涟漪效应/新华网
复旦查处抄袭的示范意义/东方网---现在教育、科研中学风不正、少数知识界“精英”，学术浮躁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治理而不让这股风蔓延下去，我认为这并不是大学一家的事，而要全社会来治理。这些年，高校碰到学术腐败问题，大都不敢端出来，社会上意见很大，如上海某高校的某“芯”造假事件，至今未见公布处理结果，更没有人承担“领导责任”，令人遗憾，....
严打学术违规有利于恢复高校之“高”/天山网-- -在如今这个传媒时代，有关高校的新闻越来越多，进入公众视野中的高校之“高”却在一路下跌，高雅斯文的光环在减弱，人们正在失去对高校仰之弥高的敬意。其原因之一是现在我们的高校里有一支龙蛇混杂、良莠难分的“教授”队伍。如果全国高校都能象复旦大学这样严打学术违规，则教育幸甚，社会幸甚，民族幸甚！

要抓科学界领导和政府官员的不端行为-郝柏林一篇被”留中不发”的发言

郝伯林院士的博客发出一篇《科学时报》先答应而又不敢发表的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