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学术

作文应该诚善美

文/本刊(《中学生》)编辑部

作文是中高考的重头戏，从分值看早已是语文的“半壁江山”，从后果看“得作文者得天下”。可作文并不仅仅是个“得分工具”。

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告诉我们，作文的本质是“交流和表达”。因为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表达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渴望，人人需要表达和倾听，事事需要合作和沟通。离开了互相了解和信任，一切合作都谈不上，简单的事情也做不成。可以说，“茶壶下饺子”的人太多的时代，痛苦的不仅是他们自己，更是整个社会。

不仅如此，作文在训练人的思维品质、塑造人的性格，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方面，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说话、写话，其实都是在训练我们的思维，在积累我们的人文知识，在一点一点提高我们的文化层次。我们是在按照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则说话，我们是在按照绝大多数人共享的文体规则写文章。不是这样，我们的话就没有人能听懂，我们的文章可能就是一堆词藻或者句子。正如一个脏话连篇、嬉皮笑脸的孩子不可能知书识礼、通情达理、受人尊重一样，一个写文章逻辑混乱、语无伦次、观点怪异的成年人也很难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得到普遍认可。

我们提出“关心作文，呵护成长”的口号，就是要让每一个孩子在学习写作的同时得到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把作文训练和人的养成教育结合在一起。这不是我们的硬性规定，而是面对现实、敢于为读者负责的必然选择。《中学生》杂志的创始人叶圣陶先生为自己的儿女取名为“至诚”、“至善”、“至美”，这是他的人生理想，也是做人办刊的主要追求。对于目前作文界的乱相，我们觉得提倡返朴归真，把附着在作文身上的功利灰尘洗净，很有必要。从诚、善、美开始认识和学习作文，从小学会诚善美的作文，不仅中高考时高分，更让你一辈子受用不尽。

诚，指的是作文态度。写作文是为了真诚表达、善意沟通，是为了以心换心，实现相互的了解和沟通，不是为了算计阅卷老师，也不是为了投机取巧。善，就是要重视作文内容的教育性，引导性。如果作文不能提升人的品位，鼓吹公平和正义，引领读者追求人类共通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那跟诲淫诲盗无耻之尤的文字垃圾有什么区别呢？美，就是要符合普遍的审美标准，要主流、健康、和谐，为大多数人喜闻乐见，内容和形式都要如此。
（本文作者为刘加民，发表于《中学生》高中作文版2008年暑期合刊）

摘要：目前中国舆论界正在热烈讨论民主建设的问题。仲甫先生是站出来，在参与讨论。他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把一些问题讲得这样透彻、明了。例如，言论自由，这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观点，仲甫先生讲： "法律是为了保护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了创造将来的文明。" "言论思想自由，是文化进步的第一重要条件。"今天我们提倡"解放思想"。仲甫先生讲得最彻底，最完整，最有哲理性。他说："人类社会进化无穷期，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没有推动万世皆准的制度，或包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总之，他说发展是没有止境的，解放思想是长期的任务。　查看全文

摘要：偶然在丁弘编的《交流文稿》2008年第五期上的《仲甫先生仍然活着》一文中，看到我在《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表述的如下命题： A.十月革命的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这一命题我原来写在《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一文的摘要上，但在《仲甫先生仍然活着》一文中，它的创始者却成了南京大学某一教授。不管怎么说，这一事实说明这位教授接受了命题A，我为此感到很高兴。诚然，这位教授接受的方式似乎有太浓的“中国特色”，但相对于这一命题的首创权的荣誉的归属问题，我更关心的是我辛勤劳动的成果有没有知音。如果我的物理学理论也能通过这种具有十足的 “中国特色”方式成为人类的共同财产，即使在人们眼中我自己因此而成为剽窃者，我也心甘情愿。这样的结果对我个人来说虽然可悲，但眼睁睁地看到人类在物理学领域处于永恒的黑暗中则更为可悲。 然而，我仍然为命题A今后的命运担忧，原因如下：.....　查看全文

  记得中国的一位思想家说过：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是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的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去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

  最近有两个事，让我感慨思考。

  作家冯骥才先生的一部纪实作品，记录文化大革命经历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曾多次再版，很有影响。但现在却很难看到了。于是，一个出版社想再版，这是正常的事。然而这个出版社新换了领导，听说是写文化大革命的书，便面有惧色，向此书的责任编辑提出，这部书是不是要送上边审查呢？责编说，这是早出版过的书呀，还有必要送审吗？新负责人说，现在不同于当年，要求更严格了，当年可以通过的书，现在就不一定合适出版，还是要送上边审吧。因为写文革的书是规定送审的，一般地说，这是个中国出版的禁区。我本人有一部早就出版过的长篇小说《魂怨》，是一部民间传奇，是关于当年刘少奇在开封遇害而死的传说，我在刘少奇遇害的同时，正在长影被打成“为刘少奇翻案、为右派翻案的反革命翻案集团”的小头头，因此在刘少奇平反时，在人民日报上写出一首诗：《唤一声少奇同志》，也在此时，把这部流传于开封民间的传奇写了出来，并附上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遭遇，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刘少奇诞辰100周年时，这部书由华龄出版社出版。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想起这段经历，想重新整理这部书，便根据我在那场浩劫中写出的六十万字的交代中缩写成《我的灵魂交代》一书，想以此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会全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朋友们说，这是部有意义的书，然而在今天却难找到可以出版这部书的地方。因为听说，写这年月的书不好出了，我也便想等到可以出版的时候再拿出来吧。

  一次偶然的机会，2008年6月25日，我去参加北京夕阳美健康活动。这是组织老年人参加的，有二百多人，先去大兴采摘西瓜，中午要聚餐，公司要找一个新鲜去处，便带我们到了大兴的西红门，这里有一个红旗飘飘大饭堂。

  这是个什么样的去处？先听介绍说：到这里，你就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年月，你见到的服务员，全是红卫兵，一律身着绿军装。。。。

  还是看他们自己的介绍吧。一进门大红标牌上写着长长的前言，奇文共欣赏，我把它抄录如下：

  革命的同志们！当你来到“红旗飘飘”激情年代劳经典演艺大饭堂门前，展现在面前的是由雕塑着中国最大的三面舞动着激情年代烙印的巨大红旗构成了主墙壁，旗帜上“红旗飘飘”四个大字奏响了红色历史的主旋律。走入镶嵌在红旗中央，立体雕刻的毛泽东选集开成的大门，映入眼帘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表达了这里的服务宗旨。步入大厅，看到左侧庄严雄浑巍峨向上的长城扶梯，民族之感油然而生。不到长城非好汉七个大字，一定会激起你的豪迈情怀；迎面看到的是斗志昂扬的“工农兵”雕塑，与大厅顶部悬吊的黑白历史影片浑然一体，将你的思绪引入激情如火的年代。经过雕塑，便见小桥流水，鱼翔浅底、山影垒翠的景色，你一定会感到这里温暖如春，生机盎然，敞开两扇庄重的红色大门，将你引入一千平米的餐饮演艺大厅。。。。

  正中央是毛主席巨幅画像，大台上有“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标语。西边有“兵团之家”、“知青部落”、“军管会”等七个雅间，置身其间，触景生情，感受当年蹉跎岁月的壮志豪情。。。护版上的红色标语，仿佛令你耳畔回荡着那震撼九州的革命口号。。。重温红色的历史吧。。。

  革命的同志们，置身红旗飘飘，品尝美味佳肴，观看经典演艺，忆往昔看今朝，风景这边独好。。。让红旗飘飘，高高飘扬，永远飘扬。2007年3月。

  我们进到了大厅，看到了那造反有理的宣传画，真叫的触目惊心。我看了这些年轻人的演出，唱得是当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歌曲，只是没有见到忠字舞蹈，语录歌不绝于耳，也可以说是再一次“惊心动魄”。它真的让我回到了那个年月。

  在这里看到的还有些当年的文物古迹。那用来给我倒水的瓷壶上有当年的彩照，毛泽东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林副主席手上举着那小红本子。

   一方面是不许出版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不许对这场浩劫深思批判，一面却有着对那场浩劫的怀念和回归，或者说是一次封建法西斯年月的复辟。这都是没有忘记历史吧。不许以科学和历史观看历史，必然是歪曲的历史的重现。

  有一桌吃饭的年轻大学生，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毕业生在吃“散伙饭”，我问他们，你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吗？答不知道；我又问：知道反右派是哪一年发生的，是怎么回事吗？答，不晓得。再问：六四是什么日子？答，我们是学理工科的，你问学文科的同学吧，他们可能知道，我们对这些没有兴趣。我问，你们为什么要到这儿吃饭呢？回答是，听说这儿好玩吧。

  走进红旗飘飘大饭堂，你可以选不同口味的菜肴，你可以面对历史有不同的答案吧；不是有一本书叫《怀念毛泽东》作者在公然号召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吗？这里在做一种演习呢。

                                    2008．6．28草于北京

从饶毅与施一公归国讲起

         今年值得一说的，是两个在美国生命科学界正春风得意的才子不久前双双归国，饶毅到北大做了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则回了清华，他是清华的毕业生。

         这种事，向来并不复杂，止一句话：如果为了最纯粹的科学研究，那么他们是不当回国的。这一点，他们也毫不否认，尤其是施一公，明说了这一点。那么，他们回国，就是为了纯粹的科学以外的东西了。

"爱国"就不必再说了，而应该说说他们提出的两种"感"：饶毅道，自己回国，最好的解释是"归属感"使然。他谈到杨振宁等人选择回国养老，也是作为他的观点"中国人的归属终究在中国"的一点佐证。而施一公则更是毫不客套、忌讳，说回国比在美国更有"成就感"——在美国做得再好，也止是锦上添花，人家少你一个不少；而回国则可以干一番"开风气"的大事，其"成就感"自然不可同年而语。

从这些话里看得出，饶毅更多些"文气"，从历史的视角想问题，认为民族文化对人的行止有极大的左右力。他在美国二十多年，或许正是一段逐渐体悟到"归属感"的力量和意义的漫漫路程。而施一公则更具美国式的"爽气"，比饶毅的话更"实际"，但那正是"君子坦荡荡"的风采。有人明明是为名为利，却大谈一套肉麻的爱国主义、献身思想；施一公所谓"成就感"，是实践他的信仰，那个留在他名字里的"一心为公"。

毫无疑问，他们归国，是立志要当所谓"学术领袖"的，时髦的话可能叫"一哥"，所以难免为有些人所非议。这也许怪不得非议者，因为中国想当"一哥"或当上"一哥"的庸才、坏才的确不少。但原则还是不能忘：所谓"当仁不让"，凡够本事的，就是要当一哥，把位子给谦虚掉了，让次一等的当，反而是罪过。现在北京两大高校把够一哥本事的人请到了手，如果却又不让他们潇洒，不给他们"归属感"、"成就感"，甚至要杀杀他们的锐气之类，那真是人格有点分裂了。

当然，他们俩绝对都是狠理性的人，不是一时冲动就做了海归。说实话，凡海外学者，不觉得中国的学术生态不尽人意的，应该是没有。但毕竟那神奇的归属感、成就感又让两人跃跃欲试，所以在他们归国全职工作之前，都有较长时间的、从试探开始的学术交流、指导活动，一年往返两地也不少。这样做的名科学家或许并不少，王晓东就是另一例。

说到王晓东，他，鄙以为与饶、施两人心性颇有不同。我毫不怀疑他与饶、施一样爱国，他也有爱国言论。但他之所以不回国（至少是目前为止），说明无论饶毅所谓"归属感"还是施一公所谓"成就感"，都不敌他对生命科学的情感。凡是以科学研究至上的人，只要他头脑清醒且始终保持清醒，那么，在国外，尤其美国，专心研究的确是不二抉择，这也使得王晓东始终避开国内为他贴金的好事。有人把学者分为"为学术而学术者"与"为人生而学术者"，借用这一分类法，至少迄今为止，王晓东属前一类，饶、施属后一类。他们自然都相信科学无国界的理念，但后两位有更强的国的观念。

中科院的海归才子王鸿飞曾为饶毅归国写了一篇博文，说他又是一只扑火的飞蛾，并祝愿他的翅膀不被烧掉。等施一公也归国后，他也写博文，说得挺好：对这件事感兴趣的人可以赌，如果乐观派赢了，即施一公成功了（我想读者明白这个"成功"），那么赌金就归这一派均分；如果悲观派赢了，即施一公没有成功，那么赌金应当全给施一公，作为一点安慰与补偿。王鸿飞相信，施一公失败了，绝对不是施一公的问题！

从近代到当代，中国学子，尤其是优异者，大都有一种极强的"留学生情结"，时髦点干脆叫"留学生文化"罢，这种心态，到庚款留学时代就非常普遍了。胡适在其留学日记里就写道，我们留学生是去采集"海外灵芝"的"篙师"。的确，在当时众多留学生心里，海外决不是归宿，就好似蜜蜂，那海外止是鲜花蜜源，采了蜜，总归是要回蜂巢的，否则，辛勤外出采蜜就失掉了意义。如今自费留学愈发普遍，这种"篙师"的使命感自然愈发淡薄了，或许有人就要说如今留学生太自私。但关于"自私"的是非，实在不宜即刻讨论，到此为止。我认为，留在海外的未必自私，慷慨回国的亦未必无私，至于"私"也未必丑恶。在海外的成了功，喜气也照样传回娘家，至于学术本身，如果不掺和其他东西的话，更是无国界的。

丘成桐曾说，全职回国的，要比兼职的、交流的远要可敬得多。而在王鸿飞看来，"可敬"之处正是聪明绝顶的飞蛾为什么还会扑火吧？

中国人绝不低能，但如果让一桩桩事实不断印证了"当今中国人呆在中国就会变成低能"的论调，那么不久，爱国就会趋近于自残或者自杀了，亦即王鸿飞所谓"烧掉翅膀"或"直接火葬"。我想凡有脑的爱国者都有这样的一种困惑：一群勤劳智慧的炎黄子孙，生活在壮阔秀美的神州大地上，在一个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体系里，几十年来，发生着怎样的故事？"历史反思"，大概就是要解答这个大问题：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如何最有效、最优化地解决这个大问题？

中国人到底会不会不承认自己的"勤劳智慧"？至上我听一个天津人说，天津人特点就是"好吃懒做，素质低下"。那中国人会不会不承认祖国河山"壮阔秀美"？至少我看到狠多极难逆转的环境恶化。至于体制的问题，虽然最为"敏感"，但似乎也因此而最没有疑惑，不满的人实在是遍及全国，甚至到了国际上。但有人说："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话不无道理，我是赞成的。中国历来爱把官（或者今天的"官方"说法"公仆"）与民分为两种人，其实官都是从民中出来的，官场也止是一个特殊的"民场"（如当今大学的学生会，就被当作是很好的实习官场）。把现代中国的问题都推到"官"身上，也是很盲目的了。那么，就再把"民族劣根性"之说拿出来？关键是，有所谓"劣根性"的中国人到底占了几成？中国的问题，会不会止是"劣民"（包括"劣官"）的比重过高的问题？

要改变这个比重，这个万恶根本，靠什么呢？这样一来，自然就想到了教育——唉，中国的教育又是一团糟，可见中国的问题，会不会止是教育的问题？

我们无法选择学生，但是可以选择老师。王鸿飞说，如今全球6万海外的华人博士，九成都留在国外工作生活。如果其中大多数回国，那将彻底改变中国的学术生态和科研实力。而这种大好局面，却是国内大家"都绝不希望的事情"。王鸿飞说，因为"安定团结"的缘故。既然王先生不屑解释，我就来解释：饶毅说过："在目前情况下,对于同样一个学生来说,去有些学校和老师那里读研究生,几乎是学术自杀。"他还说："许多学校和老师不配带学生、耽误了学生的培养、没有使他们的潜力发挥出来。我要是直接写出哪些学校多数研究生导师都应该下岗,不仅可能得罪太多人,而且如果统称某个学校,总会冤枉一些老师(模仿一个笑话:如果要高校的研究生老师排成一队,隔一个要下岗一个的话,一定有漏网的,如果要都下岗,一定有冤枉的)。"一个这样人的回来，该下岗的或许还"我自岿然不动"，但如果几万个这样的人回来呢？继续王鸿飞的飞蛾说，一两只叫"飞蛾扑火"，是自残、自杀，但如果是几万只，那就是"群蛾灭火"，势在必得了（聪明的飞蛾甚至可以做到一只都不伤，只要把火死死围住，断绝氧气供应，火就灭了）！

那不是安定团结了吗？非也，那些"该下岗的"可不是吃素的！学术上不行，别的地方可行着呢！这就是王鸿飞先生所谓"安定团结"的问题了。

饶毅先生曰："现在的中国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比较好的时期，迄今的迹象来看，中国政府也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比较好的政府。"我想，那六万海外博士将来肯不肯当篙师，把海外灵芝带回来，就看这个"一百多年来比较好的政府"的了！

杨惠冬

20080613-22

摘要：现代社会印刷技术发达，任何智力作品面世的第一天，就会留下准确的文字记录，这为创作权益保护提供了可靠的手段，任何纠纷案件只要查看它面世时的第一次记录，就能准确断案。然而身边却有这样一起作品名誉权案，原告提供了作品发布时“权威，公开”的第一记录，但审案“既偏离诉讼主题，又无视历史档案”，官司依被告的口证要求结案，历史真相被搅得面目全非。此案发生在被赞为“改革开放前沿，一切同国际接轨”的上海，真是不可思议。该起名誉权诉讼案就是(作曲家)许如辉家人状告中国上海唱片厂，扬子江音像公司和音乐制作人汝金山的侵权案。　查看全文

摘要：收到陈独秀与中国革命网站关于独秀园的一组图片与黄公演专门指控我的文章。黄老在文章中讲什么跟我是“冤家路狭”，“不是冤家不聚头”。我怎么敢跟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托派做冤家对头呢？我是个凡人，既没有幸加入中共，更没有幸成为托派。黄公演是位高举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旗帜但不幸却曾经尝过几十年“无产阶级专政”滋味的托派人物，也是个现在定要把陈独秀拉回到托派阵营甚至拉回到中共党内的人物。陈独秀如在天有灵，现在是否愿意再回托派和中共，我不得而知。但晚年的陈独秀已在1937年公开声明，自己“已不属任何党派”，难道还单单属于你们托派吗？。陈独秀是属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请你们不要再以小派别之私，打陈独秀的主意了吧！　查看全文

由安慶陳獨秀學術研究會和安慶師範學院皖江文化中心聯合主辦的「陳獨秀社會主義思想學術研討會」，於5月27日至28日在陳獨秀故鄉安慶市召開。黃公演在会后发表了他的感想，就有人称陈独秀为“两头真”论及社会民主主义，认为是“侮辱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也充分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因“两头真”实为“两头空”。黄的见解与时下一般的认识大不相同，特将其中有关内容摘录在此，以见当前中国思想界已在走向多元化。下面是黄的感想。----五柳村编者，2008年6月14日。>

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

27日上午的大会发言，下午的小组讨论。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陈研学者中也有抬头。以往的历届陈研会中，学者文章、发言中，我没有听到或看到说陈独秀前期或晚年有着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所谓陈独秀也是“两头真”人物。这种说法，我的确是第一次听到、看到。也许是受这两年流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所影响。

 　　关于所谓“两头真”问题，我早想说说自己的看法。这个说法也许会得罪一些人，这些人往往有过“光荣”的过去，现在就是离休了，还是受人尊敬。

 　　我想说的，他们不能被定性为“两头真”，应该实事求是地称为“两头空”。

 　　这些人年青时有热情，有朝气，为了推翻三座大山，投身火热的斗争，愿意抛头胪洒热血，为了个人的“理想”、“信念”，能往往直前，不怕艰难困苦。过去不是有这样的歌词么？“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也许就是这个经历，他们首先获得了“真”的称呼！也是第一个“真”。可是遗憾的是，他们争得的现实，不合乎他们当初的“理念”、“理想”。其实，他们当年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已经被斯大林主义污损了的假的“共产主义”，并非马列原本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理想落空了！所以我说：“落空”了！这不能称之为“真”，只能实事求是地称之为“空”。

 　　近几年他们来个转变，180度的转变：主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救中国”。整天架给伯恩施坦、普列汉诺夫招魂。将这些已经深埋在历史垃圾堆里的货色，贴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倒处贩卖，美其名曰“与时俱进”。将伟大的十月革命贬低为“政变”、流氓无产阶级骚乱。

 　　当然，“民主是个好东西”，人们要求“人权”、“民主”、“自由”，我也举双手赞成。中国真的有一天能实现这些，在历史的里程碑上，应记上他们的名字，但民主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死胡同。德国在希特勒的淫威下，社会民主党不战自垮。难道这个教训还不够吗？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是部耻辱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主张支持本国资产阶级进行战争，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让国际无产阶级兄弟互相撕杀。

北欧福利国家的真相

　　现在人们整天标榜北欧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让我们看看法新社最近的电讯：“北欧向右特，改革福利国家制度。”

　　电讯说：“北欧历来是社会民主党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堡垒，然而市场自由化浪潮正在席卷该地区。在该地区，现有4个国家是保守派执政。”瑞典首相是保守派赖因费尔特，赖因费尔特组建的中右联盟去年10月上台执政。“瑞典北欧斯安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拉斯·埃克隆德对本社记者说，北欧国家正在变得不那么独特，因为它们变得‘更像是欧洲主流国家’。”“瑞典已对本国实行的失业保险计划进行了改革，增加保险费，减少福利，以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瑞典已经宣布了有关取消财主税和财产税。此前，前社民党政府决定取消遗产税。……北欧国家向右转是要使福利模式现代化，……从一定程度上说，社会民主党在瑞典早就开始了这个过程，上世纪90年代，社民党大幅削减公共部门。”

　　这些所谓“福利型”国家纷纷要向右转，最根本的原因是统治阶级在晚期资本主义下面，不惜实施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取消以往福利国家时代的种种改良措施，以维持财团的利润。

 　　看来他们的愿望、理想又要落空。这是他们晚年的“空”，因此它又不能称为“真”。所以，我也替他们感到遗憾，他们最后成了“两头空”人物。不过他们不需要我们担心，他们不少都是些离休人物，有吃、有用、有地位，总之，享受是中高级的，工农群众不能与他们相比，还要受到社会的尊敬，再加上他们的耄耋之年，肯定能平平安安，愉愉快快度过晚年。

陈独秀也成了“两头真”人物？

 　　话说回来，陈独秀怎么也成了“两头真”即“两头空”人物了？！

 　　我再次阅读陈独秀的《我的根本意见》，我发现陈独秀也注意到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我的根本意见》中的第14条中陈独秀说：“……十九世纪武器新战术之发明，使恩格斯不得不重新估计巷战之价值，二十世纪武器新战术之发明，将不得不更加减少民众暴动与巷战之可能性，如果统治营垒内部不崩裂”。第15条，“帝国主义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存在条件，犹之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财产为存在条件。我们不能幻想资本统治不崩溃可以取消私有财产”。我们用不着分析就可以理解陈独秀晚年思想，1、陈独秀不是主张要取消暴力革命而走议会道路，他说的是减少不是完全放弃“巷战”，即完全放弃“暴力”；2、陈独秀在第15条中明确表示：只有资本统治崩溃，才能取消私有财产。因此走和平的议会道路只是幻想。所以仅仅这两条，就可以肯定，在晚年陈独秀身上，找不到半点、或一丝一毫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子。

 　　最有说服力的，是1942年5月27日离陈独秀逝世只有14天写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在该文中，陈独秀歌颂了“十月革命”，歌颂了俄罗斯的革命群众，歌颂了布尔什维克党，歌颂了革命领导人，他说莫斯科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灯塔！由此可见，谁要说陈独秀晚年信奉的是民主社会主义，那是侮辱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也充分暴露了自己的无知。

摘要：史蒂芬·斯金纳先生写了一本关于风水的书，要我为此说两句话。古往今来各种风水术都是在利用这类五行生克的说教，长期以来成为人们的精神枷锁，不能科学的生活。这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发扬的精华，而是应该扬弃的糟粕。但近年来，在我国建阴宅之风卷土重来，“椅子坟”满山都是，还有“富不富，看坟墓”的攀比之说，这真是思想大倒退。由于在外国一般都是葬在公墓，所以本书作者史蒂芬·斯金纳先生对于“阴宅”兴趣不大，而看重的是“家居风水”和“商业风水”。关于商业风水，史蒂芬·斯金纳先生书中举了一个饭店的例子。为了招揽顾客，在饭店后面开辟停车场，因破坏了风水，生意反不如前。不过我在这里也要讲一个真实的例子：１９８８年在北京魏公村，座西朝东开了一个“台湾牛肉面店”。在某天下午四点，大放鞭炮正式开业，据说是风水先生推算的吉日吉时。然而不过三天，该店后厨失火延烧到店面，把门面都烧得漆黑一团。看来，商业问题关键是商品质量和服务态度，不在乎风水。　查看全文

摘要：当前各个媒体上最流行的词语大概就是“科学发展观”了。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都有其现实的针对性。过去三十年的发展，GDP每年平均以高于10%的速度增长，经济实力确实大大提高了。但这种高速发展的另一面却是能源的巨大浪费（每生产一美圆产值的能源消耗，中国是美国的5倍，日本的10倍！）、资源的接近枯竭（中国炼钢铁用的铁矿砂80%已依赖进口，按照目前的石油用量，国内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仅够开采10年）、环境的破坏、分配不公、地区发展差距拉大、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这不仅为后续发展留下了困难，而且给社会的动荡埋下了隐患，显然这种发展是不能持续，不科学的。为此，现在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口号，应该说这是非常及时的。 那么，“科学历史观”有什么意义呢？研究历史不就是对历史事件的记述和评说吗？这跟科学不科学有什么关系？我认为有关系，关系就在“评说”两字上。我们知道，研究历史不是钻进象牙塔里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找出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根源，吸取教训，作为制定政策的借鉴，以利当前的工作，这就必须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以论带史”（翦伯赞当年的提法）的主张是不可取的。　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