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文化

治乱循环怪圈与文化因果报应

　——传统文化的“三大谜团”

 

　　　　　　　　李茗公　叶青山

 

　　“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从秦汉唐宋到清朝乾隆时代，全世界都公认中华民族无比强大。自汉代开始逐渐形成庞大的“万国来朝”体系后，虽然不同朝代各国朝贡情况差异很大，有增减、断续和虚实之分，但毕竟能够持久维系绵绵不绝。被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命名的“Chinese  World  Order”即“中国中心的世界秩序”，指的就是这个万国来朝体系。[1] 古代中国孕育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也形成了傲视万方的民族底气。我们慷慨地向外输出自己的文明，推动人类的进步。以中华帝国为核心、以儒家文化为圭臬的朝贡体系，对这种雄浑底气作了最好的诠释。

　　郡县制构建成的中央集权，造就了古老中国的崛起和辉煌，但“治乱兴亡循环”导致改朝换代的历史怪圈，却是炎黄子孙无法逃脱的周期性灾难。尤其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沦为半殖民地，更是中华民族泱泱大国刻骨铭心的奇耻大辱。甚至1949年之后，苦难也没有完全结束：“大跃进”、“三年大饥饿”和“十年文革浩劫”，都令人不堪回首。历史再次证明了马克思的论断：“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

　　世界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佩雷菲特，也提出了中国倒退问题：“为什么随后它却让别国赶上，然后被人超过，而到19世纪它的部分领土竟像由停留在石器时代的部落居住的地方一样沦为殖民地呢？以至到了20世纪，它竟成了世界上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据国际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测算，1820年中国经济占全世界GDP的32.4％，而到了1980年竟仅占2.5％！

　　中国历史进程的最大疑案，还是马克思的那个著名结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2] 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诞生，为什么中国自己却停滞而且倒退了呢？

　　若问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问来世果，今生做者是。传统文化形成了特定地域人群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成为世代传承的精神遗产，进而影响其社会进程。传统文化精华是举世公认的瑰宝，其糟粕却是民族苦难的根源。近代中国反抗外国侵略的失败，追根溯源就是文化较量的失败；西方文化精华之一的马克思主义让中国重新崛起，更是对传统文化的基本否定。因此，必须研究导致中国落伍的“三大谜团”： 为什么科技革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没有在近代中国形成？

　　这三大问题相辅相成，甚至互为因果，值得深入研究探讨。

 

一、为什么科技革命没在近代中国发生？

　　这个问题也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主编七卷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他认为西方科学技术85%/span>以上源于中国，却无法回答近代科技革命为什么没在中国发生。爱因斯坦在回答美国科学家斯威策这一提问时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然而1976年版的《爱因斯坦文集》中，居然把最关键的地方完全译反了：“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3] 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变否定为肯定，错得令人啼笑皆非！

　　1、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精确验证和数理逻辑。中国古代思想家都是文学家，所以传统文化就有形象思维和深奥模糊的混沌性特征。“道可道，非常道”，凡是能用语言表述清楚的就不是永恒的真理。“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太极、元气、经络、风水、阴阳等等，都普遍存在着“妙处难与君说”的特点，既深奥奇妙，又大而化之不着边际。中医虽然神奇灵验但也玄幽模糊，令外人如坠五里雾中，没有西医的化验验证和精确数据。气功对健身相当有用却也极为杂糅，前些年又被别有用心之辈无限夸大，引上“造神运动”的歧途，一时甚嚣尘上；尔后又因法轮功闹事而销声匿迹，结果被全盘否定甚至成了禁区。气功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精确实验、权威数据和科学原理支撑。《易经》深奥精妙但也掺杂糟粕，例如预测吉凶就违反科学原理，而且只有抽象归纳，缺少逻辑推演。所以杨振宁在人民大会堂作《〈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报告说：“《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科学多为经验总结性的应用科学，虽然注重记录现象，也有直觉猜测，但缺少逻辑推理、数理分析和实验验证，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中国有四大发明，但未能揭示其原理；有最早最全的太阳黑子和新星爆发记录，却陷入了“天人感应”的臆测而没有建立天文学体系。例如记录哈雷彗星30多次，却未能探究规律，所以荣誉只能归于英国的哈雷。《黄帝内经》就发现了血液循环，但一直未能精确验证，直到哈维1628年发表《动物心血管运动的解剖研究》，才确立了血液循环学说。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没有严格重复的实验证明，缺乏逻辑严谨的数理推理。明代科学家徐光启谈勾股定理时就说：“旧《九章》中亦有之，弟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亨利•罗兰100多年前忠告美国科学界说：“如果我们只注意科学的应用，必定会阻止它的发展。那么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退化成像中国人那样，他们几代人在科学上没有取得进展，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而根本不去探讨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

　　西方古代大思想家多是科学家，大科学家也多是思想家。所以他们不但致力于构建逻辑严谨的基础理论体系，而且有研究精微、验证精确的优秀传统。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有“百科全书”之称，他的原子论就比我们的元气论分析透彻。数学是科学之母，柏拉图学园规定“不懂数学者不得入内”，从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得建立数理逻辑推演体系，到牛顿和笛卡尔创立解析几何，逐步为近代科技革命奠定了数学基础。伦琴回答科学家必备素养时强调：“第一是数学，第二是数学，第三是数学。”马克思也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抽象的、不关涉具体内容的知性分析和概念演绎，恰恰以其“无用”而成“大用”。有个青年问“几何学有什么用”，欧几里得对侍从说：“请给这小伙子三个硬币，因为他想从几何学里得到实际利益。”陈景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成果公布后，很多人追问这有什么用？徐迟回答“无价之宝”。法拉第发明世界第一台发电机像个小玩具，维多利亚女王好奇地问：“您的这些发现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法拉第竟然反问：“女王陛下，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一个婴儿的用处是什么呢？”绝妙回答令人叹服！

　　2、小农经济基本不需要任何科学。马克思在批判小农经济时说：“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4] 恩格斯也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几千年来中国都是自然经济，没有对科技的迫切需求。明清时代的农业科技和秦汉时代的农业科技基本相同。中国历史上虽然科技人才辈出，但没有社会利益驱动，也就失去了发展动力。因此四大发明在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命运，也就可以理解了。如果中华帝国也对外扩张贸易，指南针就不会主要用于看风水，火药也不会主要用于造鞭炮。因为中国重文学而不重科学，所以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和浑天仪都失传了，但他那堆砌辞藻的文学作品《二京赋》和《南都赋》，却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了！倒是西方科学界强调张衡伟大的科学成就，还用他的名字命名了月球上那座环形山和太阳系1802号小行星。

　　3、科举制度扼杀了学校传承科技成果。罗马时代学校课程就有数学和天文学，在黑暗的中世纪，教会学校严格执行“科学是宗教的奴仆”政策，却也只是把神学置于数学和天文学之上而已。宗教法庭残酷迫害甚至杀害科学家，罪恶昭彰；但西方著名大学接二连三在中世纪创立，却是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如牛津大学1168年创办，剑桥大学1209年创办。在13－14世纪，意大利设立大学18所，法国16所，西班牙和葡萄牙15所。这些大学享有极高的学术权威，有时连世俗政权和教皇之间发生争端，也交给大学仲裁解决。这就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伟人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导致最终实现了科学对宗教的反叛。

　　孔子教学时“六艺”中也有算术，但后来的学校教育却逐渐只剩下五经四书。唐代虽有算学专门学校，招生对象却是八品以下官员和庶人之子，且只招30人。明朝八股文让科举彻底进入死胡同，没有任何创新精神，造成无数儒生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看看中国科学家们的官场梦吧！李时珍3次科举失败才做医生，宋应星5次落榜才做教谕，徐霞客连秀才也没考上，只好寄情于山水。因为学校课程的设置窒息了科技传承，导致祖冲之的圆周率虽然举世无双，但“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元代以后竟然失传了。清政府直到1888年才同意科举增考算学，“戊子科乡试报考算学者有32人，照章录取举人１名，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次把西学与中学同考。” 当中国面临西方列强武力瓜分的亡国威胁时，顽固派仍旧乞灵于传统文化：“大厦将倾一木支，乾坤正气赖扶持。试从国故稽文献，异代精灵傥在兹。”愚腐颟顸得不可理喻！

　　4、国家正统理论蔑视科学研究。儒家承认科学技术有可取之处，但却强调钻研科技会影响远大事业，“是以君子不为也”。既然君子不钻研科技，那么谁钻研谁就是小人!《礼记》强调“毋或作淫巧，以荡上心。”《孔子家语•刑政》竟然主张“设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墨家不但倡导“兼相爱，交相利”，而且努力研究力学、光学和声学，社会上出现“墨翟之言盈天下”的繁荣景象，导致“孔子之道不著”，让孟子痛心疾首。后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政策，在扼杀墨家等学派的同时，也窒息了科研。清末著名顽固派倭仁要“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列强侵略，荒谬迂腐得令人吃惊，然而这话却出自《孔子家语•儒行解》。传统文化蔑视科学的结果，造成了古代科学自生自灭、灭而又生。例如指南车就被反复发明，东汉张衡、三国马钧、南北朝祖冲之、唐朝金公立、宋朝燕肃和吴德仁，甚至据说连华夏始祖黄帝，都拥有指南车的发明权！而西方一代代科学家们却承前启后锲而不舍，轮番持续向每一个科学领域发起攻坚战，例如攻克电的科学巨人名单，就长得令人赞叹：法拉第、富兰克林、焦耳、伏特、安培……。

　　因为儒家思想、小农经济和中国历代国家政策，都不约而同地窒息、排斥和扼杀科学，所以科技革命就不可能在中国产生。三十年前我们还在批判“白专道路”、“洋奴哲学”，居然派工宣队领导科研机构和高校，让贫下中农甚至文盲去管理学校，连国宝级的知识分子也被打成臭老九，荒唐得实在匪夷所思！科技发明的动力一是人类的好奇心，二是社会的迫切需要，三是国家的政策支持。但昨天的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

 

二、为什么市场经济没在近代中国形成？

　　郭沫若考证《尚书•酒诰》中的“肇牵车牛远服贾”说：肇者始也，周朝人认为经商行为始于商，因此称做买卖的人为“商人”。 毛泽东也说：“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商代饕餮纹鼎上，就有三个象征着人挑“贝”步行或乘船做买卖的铭文。《周易•系辞下》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记载，《墨子•贵义》中有“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的论述。特别是唐宋时代商人到阿富汗、斯里兰卡甚至非洲红海经商，40多个国家来中国贸易。

　　然而，市场经济为什么没在近代中国形成呢？

　　1、传统文化重农贬商，崇尚小农经济。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坚持“王何必曰利”，“上下交征利而国危”。儒家倡导的理想模式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孔子家语》强调“文锦珠玉之器，雕饰靡丽，不粥于市”。儒家的这些思想导致了妇孺皆知的“无商不奸”，所以中国古代的文人们，宁愿歌颂妓女，也不歌颂商人。

　　因此，炎黄子孙们世世代代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30年前的人民公社集体化生产，就和中华民族3000年前的“井田制”生产方式非常相似。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为了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还在经济极端落后的农村大张旗鼓地“割资本主义尾巴”！

　　2、独裁专制的国家政策歧视和打击私商。春秋时管仲按照“贱商”观念划分职业等级，把商人定为末等之民，一直沿袭到清朝灭亡。西汉政府“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汉文帝宠幸吮疮吸脓的黄头郎邓通，特许他冶铜铸钱，邓通就富甲天下；汉景帝厌恶这个马屁精，于是邓通就“家财尽被没收，寄食人家，穷困而死。”汉武帝用“告缗令”残酷敛财：凡商人申报个人财产不实者，罚戍边一年并没收财产，且号召天下人揭发，举报就奖励一半！结果“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以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这次告缗的结果，是对商人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大抄家，把商人们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全部没收，中等以上商人都破了产。晋代为了侮辱商人，居然让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去京师百里内，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多么血腥！连唐朝竟然也规定商人及子孙不准从政：“有市籍者不得官，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亦不得官。”宋代后期对商业重税简直是竭泽而渔，明代竟有“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的法令。仇恨富人的朱元璋做皇帝后，就摊派商贾重修南京城。江南首富沈万三耗费巨资筑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又“令岁献白金千锭黃金百斤，甲马钱谷，多取资其家”，最后仍找碴把沈万三流放致死。这都说明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皇帝一声令下，谁的私有财产都会顷刻间化为乌有！乾隆皇帝对华侨海外经商极端歧视，1740年荷兰发生血案，屠杀数万华侨，荷兰当局非常害怕中国政府报仇，专门派代表团来华道歉，没想到乾隆皇帝竟说：“我对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中国此后甚至对归国华侨处以极刑！[5] 禁锢封闭政策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

　　3、政府垄断和官商合流，窒息市场经济。历代朝廷扼杀市场经济还有三个枷锁：一是禁榷制度，即对所有暴利行业（如盐铁铜茶）都由官府强行垄断专营，根本就不准私商染指；二是官工业制度，和我们原来的国营企业非常相似，企业生产根不用考虑利润，违犯了经济规律；三是各级地方政权向朝廷“表忠心”的进贡制度，“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地方官为固宠晋升讨好皇帝，不顾百姓死活，宋朝的花石纲就是典型。这三大政策“有利于强化封建性的自给自足，堵塞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道路，因而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继承。”

　　朝廷垄断暴利行业造成了官商合流，历代巨商多是“成也官府，败也官府”。精明的胡雪岩靠官场军界后台王有龄、左宗棠而成为官商，“御赐顶戴，赏黄马褂”。后来胡雪岩为抵制外商抑价购丝，大量收购囤积生丝，“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生丝）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6] 胡雪岩维护了广大江南蚕农的利益，但与实力雄厚的外国资本竞争，竟成了他“一个人的战争”！胡雪岩惨败固然有其商战失误之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后台左宗裳逝世后，朝廷不但不支持他，反而雪上加霜剥夺职衔，勒令清欠公私款项，偌大的企业顷刻倒闭。

　　4、天朝帝国闭关锁国，拒绝国际平等通商。明朝严禁海外交易，《大明律》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清朝标榜“我天朝无所不有，焉用外求？”为断绝台湾郑氏集团和大陆联系，施行野蛮的迁界政策：沿海居民内迁30里，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

　　特别是1793年9月，英国派遣曾与伟大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和爱尔维修都有交往的马戛尔尼勋爵，率领800多人组成官方代表团，带着英王庆贺乾隆83岁寿辰的信函和天文仪器、新式火炮等600箱科技礼品，专程来中国进行平等互惠的贸易谈判，但目空一切的乾隆皇帝竟误认为英国也是来“万国朝贡”、“俯首称臣”！马戛尔尼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要求自由贸易，惹恼了年迈的乾隆：“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英国送那么多的科技成果，也未敲开通商大门，中国“胜利”了；然而47年后的鸦片战争，傲慢的中华帝国却被英国打得一败涂地！马克思把闭关锁国的中国比喻为“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 他既谴责英国侵略罪行，也强调侵略的进步意义：“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7]　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太让人吃惊了，所以胆怯的理论家们避之唯恐不及！

　　市场经济的理论硬核是法律保障、平等竞争和对外开放，但傲视万国的中国皇帝则认为，连外国政府也没资格和天朝帝国讲平等，更何况国内商人？所以马克斯•韦伯强调说：“资本主义的起因应该从西方文化中独具的合理主义中去寻找”。

 

三、为什么民主政治没在近代中国成功？

　　官场专制体制的弊端造成历代政权逐渐趋于黑暗腐败，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崩溃、社会动乱和科技灭绝，导致女真、蒙古和满清少数民族乘虚而入雄居中原，导致中华帝国惨遭诸多外国侵略蹂躏。发达国家历史证明：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保证国家繁荣昌盛，长治久安。

　　1、性善论只强调官德教育，性恶论却设计权力制约。中西传统文化基因的不同，造成了政治制度的差异。“主张人性本善的中国人，几千年来竟为自己造出一个非常缺乏人道、非常不善的大官场化社会。而主张人性本恶的西方人，近500年来竟首先创造出了一个科学、民主、自由，相对而言更富裕、更尊重人道的社会。”

　　儒家主张性善论，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然而在西方，性恶论却占了主流，黑格尔说“人性恶”是一种伟大的思想。恩格斯则强调说：“人来源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

　　基督教是赎罪文化，强调人人都有原罪，当然也包括国王。西方思想界普遍认为，16世纪20年代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推动西方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动力。理查德•亨利•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和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性恶论，导致政治家们想方设法监督和制约权力，结果就创造出了民主制度。众所周知，建立美国民主政体的华盛顿和开启中国民主政治曙光的孙中山，都受过基督教文化熏陶。

　　儒家相信只要加强思想教育和官德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同时主张为尊者讳，“位卑而言高，罪也”，反对监督制约权力，造成了官场腐败的理论漏洞。国家命运取决于皇帝素质，品德优良的隋文帝开创大业，道德败坏的隋炀帝则葬送江山。唐太宗为让接班人也像他那样英明，呕心沥血总结《帝范》作为遗训，再三叮嘱说“安危兴废，咸在兹焉”，“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范者，铸造之模具也。但《帝范》只强调皇帝“应该如何”，缺乏“连皇帝也无法违犯”的制度设计，所以根本无法强制规范后世皇帝。历史证明了《帝范》只不过是几张废纸，真不知唐太宗的在天之灵作何感想！邓小平总结苏联大清洗教训和中国文革浩劫后，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所犯的严重错误，在西方民主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坏可以使好人变坏。

　　2、以“三纲”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专制文化。黑格尔早在1822年就深刻指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马克思则强调农耕文明是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让人们成为传统的奴隶和驯服的工具。中华帝国巨大的金字塔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皇帝面前，大臣是奴才；在上司面前，下级是奴才。整个国家充满奴才，焉能产生民主？而西方的封建社会，类似中国周天子与诸侯国的关系，其专制是分权的专制。西方商业文化的契约精神，更是后来民主制度与平等权利的基础。民主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对官员品质和才能的怀疑。美国宪法之父杰斐逊总统强调：在权力的问题上，我们再也不要听什么信任人啊这类蠢话，我们要用宪法这把链条把他捆住，使他无法搞欺骗活动。”大卫•休谟则说：“在设计任何政体和确定对该体制的一些监督、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政府成员设想为无赖之徒，并假定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 布什总统则说得更为形象：“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铁笼子四面插着五根铁栏杆：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

　　这些至理名言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也有相通之处。恩格斯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时说：“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列宁掌握国家政权后再三强调“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8]

　　3、专制体制造成的官场怪圈，必然导致周期性的改朝换代。世袭制恐惧和抵制竞争，导致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接班皇帝一代不如一代。著名学者辛向阳阐述“怪圈”所具有的循环性、悖论性、扩张性和黑洞性四大理论特征，被频繁改朝换代的官场历史演绎得淋漓尽致。

　　官场怪圈的“循环性”，是指几千年来所有政权从执政到灭亡，都表现出惊人相似的重复性。中华民族出现历史治乱循环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体制的本质性质。专制体制政权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渐渐蜕化堕落，与被其推翻的前代腐败政权逐渐趋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朝代末期甚至出现“越渴越吃盐”的非理性行为，越是危机严重，就越倒行逆施。贪官们都知道腐败必然导致政权灭亡，害怕灭亡就疯狂敛财。“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天下乌鸦一般黑”之类诗文民谣，就典型地反映出了不同朝代专制统治的共同性质。

　　官场怪圈的“悖论性”，表现在专制政权的统治理论与统治实践南辕北辙。洞察历史的毛泽东说：中国“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9]　亦即所谓“阳儒阴法”或“外儒内法”。因为儒家理论中的尊卑、等级观念为统治者所需要，所以被“定为一尊”，神圣不可侵犯。其结果是孔孟之道被绑到了帝王将相们的战车上，既享受祭奠膜拜，也遭受阉割蹂躏。特别是到了每个朝代的末期，儒家的仁义道德，则完全沦落为吃人政权掩耳盗铃的虚假幌子，成了人肉酱缸上的金盖，鬼脸上的雪花膏。专制体制这种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导致长治久安梦想的破灭。统治者得天下时威风八面山呼万岁；失天下时昏惨惨似灯将尽，忽啦啦似大厦倾，亡国之帝“欲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历史就这么复制着相同的悲剧。

　　官场怪圈的“扩张性”，是指腐败病灶的传染扩散。昏庸残暴的执政集团会把原本是局部性、非对抗性的矛盾，演变成全局性、对抗性的危机。官僚体制对积累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往往采取鸵鸟政策，没有得力措施化解社会愤懑情绪，墨守成规，错失改革良机；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饮鸩止渴，反其道而行之。“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是对这种官场心态的绝妙写照。

　　官场怪圈的“黑洞性”，是指每个朝代灭亡前顽固守旧势力那种“病老虎吃医生”式的非理性对抗。官场运行机制是一个需要不断修补、完善和革新的系统工程，但古往今来濒临灭亡的政权都抱残守缺，负隅顽抗。这不仅注定执政系统要出大问题，而且最后必然陷入“政治黑洞”。这种政治黑洞具有吞噬拯救危机的改革措施的自我毁灭性质，最终导致无力回天。

　　4、传统文化法力无边，生命力顽强。天上的神与地上的王谁大？西方的答案是：上帝高于君主。拿破仑那样跋扈，也要由教皇代表上帝给他戴上皇冠。然而在中国，皇帝不仅是“真龙天子”，而且其他神仙也要靠皇帝来封。例如关羽被明神宗封为关圣帝君，伍子胥被雍正皇帝封为潮神。儒家文化浓厚的日本，直到1946年战败投降后，才在美国的威逼之下，明文宣布天皇是人不是神。

　　康有为深知传统文化神圣不可侵犯，所以费尽心机繁琐考证写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他不惜牵强附会断章取义，硬是把孔子抬举成选举和议院的祖始爷。

　　最令人感慨的是，传统文化不但具有惯性、惰性和顽固性的特点，而且早就渗透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甚至精英们的潜意识中。所以“辛亥革命前，中国许多学者都极力欣赏西方文化，主张维新变法，甚至还有人主张全盘西化，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学习西方；但后来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倒退了，有的甚至从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勇士，倒退成了封建文化的卫道士。”[10] 例如主张全盘西化的严复，最后竟然参加了孔教会，拥戴袁世凯称帝；变法领袖梁启超最后也自我否定，倒退到拥护专制制度的地步，竟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清朝初期无数汉人拼死不剃发，清朝灭亡后却又有无数汉人拼死不剪辫。解放后甚至文革前夕，农村还有一些老头留着清朝的辫子！五四运动中吴虞登高振臂一呼“打倒孔家店”响者云集，毛泽东发动七亿人民齐上阵，口诛笔伐批孔孟，造成了孔孟之道一时臭不可闻。但实际上都没把儒家文化真正打倒。现在，孔孟又被请回到神圣的宝座上，继续享受着中华民族的顶礼膜拜。

　　其实，许多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想家，也并没有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的精华。例如学冠中西的著名思想家胡适，就是因为坚信“任何民族和领导人都没有必要担心传统价值的丢失”，[11]  所以才“拼命走极端”，大力倡导学习西方文明。与此同时，胡适先生还积极倡导“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二者看似矛盾，其实是基于他对传统文化痼疾的深刻认识。

 

结语：“蝴蝶”对比与“标本”日本

东西方文化的主要脉络和根本差异，大体上可以简化成一只对比鲜明的蝴蝶形结构。

 

 

    西方国家在近代迅速崛起，是科技革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晚清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根源在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违反了政治和经济“体用不可分”的原理，洋务派领袖们不知道，再先进的科技成果也挽救不了专制腐败的政府；而专制腐败的政府却可以葬送最先进的科技成果，毁灭逐步积累的社会经济。

　　对于曾经称雄世界、却又倒退落伍的中华民族来说，要真正虚心汲取和践行西方文化精华的困难极多，权力自私性和民族虚荣心就是两大障碍。毛泽东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大反传统文化，曾用民主来回答黄炎培怎样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疑问，但执政实践却与民主背道而驰，就是例证。著名学者顾准在荒谬绝伦的文革中经过冷静思考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原因就在于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绝对君权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只有勇于正视真实而难堪的历史，找到传统文化的“病灶”，中国才能真正站立于世界先进行列。

　　当年，面对文革残局的胡耀邦同志，衷心希望党的高级干部都认真读读原日本首相吉田茂所著的小册子《激荡的百年史》。日本长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而导致国弱民穷、闭关锁国，和中国一样遭到西方列强蹂躏；被迫开放后的日本痛定思痛，虚心学习西方，竟成了名列前茅的世界强国。这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值得中华民族反思和借鉴。

　　日本四面环海，领土狭小资源贫乏。《后汉书•东夷列传》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即后来的日本专门派使者来中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那枚“汉委（倭）奴国王”篆字金印1784年在日本出土。日本为学习中华文明而向中国纳贡，甚至接受册封俯首称臣，频繁派出遣隋使、遣唐使、遣宋使、遣明使和大量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太宰春台说“天下万事皆学中华，我国人始知礼仪，悟人伦之道，弃禽兽之行”。在唐代，“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华文明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全面学习模仿中国的热潮。” 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空海又利用汉字行书创造了日本行书“平假名”。日本以唐朝三省六部和郡县制为蓝本建立全国行政体系，在大化改新所颁布的律令中，与唐朝律令相同、相似的条文多达420余条。连吉田茂也承认“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12]

　　然而，儒家文化的弊端和独裁专制的体制不仅让中国每况愈下，也让日本积贫积弱。德川幕府被西方扩张贸易的要求吓破了胆而闭关锁国，从1633年开始接连颁布5道锁国令：除特许外，禁止任何外国船只进入日本，禁止日本人和外国接触；禁止与海外通信和邮寄物品；禁止“洋书”进口；命令海外日本人限期归国；禁止日本人出海，否则处以死刑；甚至禁止海上遇难漂泊到异国的日本人回国，送回去也不收！对照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二者何其相似！

　　1792年俄国轮船带着女皇使命和礼物到日本请求开港通商，英美舰船也多次到日本交涉通商，都遭到日本拒绝。1853年，在迫不及待的美国炮船的武力威逼下，闭关锁国长达220年的日本，被迫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英俄法荷等国也立即如法炮制，日本从此沦为半殖民地，甚至丧失了制订本国税率权和独立司法权。

　　灾难对日本来说，既是噩梦和耻辱，也是痛下决心学习西方的重大转折。任何改革都必然伴随着激烈的思想交锋，“洋学家、汉学家与皇学家也互相争吵不休。”关键时刻天皇发布五条誓文，把“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求学于世界”作为基本国策，实行废藩置县、奉还版籍等重大改革。“尽管当时的日本民众对于许多社会变化还是一知半解，因此参与变革带有盲目的跟从性，但上下一致学习西方的目的性却十分明确，其热情更是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很多日本人都“像猴子一样模仿西方”，吃牛肉、喝牛奶、穿西服，“甚至有人提倡同外国女人结婚以改良人种。”

日本因此而迅速崛起，从受列强欺负的贫弱小国，变成了挑衅和进攻中俄的世界强国，甚至开始了“学生打老师”的侵华战争：从打败中国的甲午之战，到八年侵华战争的铁血疯狂，都让炎黄子孙痛心疾首。今天日本经济能够雄居世界第二，仍是他们勇于学习西方的成果。无庸讳言，中国如果没有邓小平开创历史的伟大气派解放思想改革开放，那么今天的中国，肯定也像北朝鲜一样落后、贫穷和饥饿。

　　几千年历史反复证明，传统文化的糟粕造成了中国周期性的动乱和灾难，导致了政权的专制和腐败，扼杀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先进文化，就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例如“三纲”很反动，要坚决批判和清除；“五常”很珍贵，要努力继承和发扬。任何文化都不能固步自封，就像生物进步必须有嫁接、杂交和转基因等手段一样，中华文化也要汲取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接受普世价值，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用政治体制改革化解潜在的社会矛盾，促进科技创新，完善市场经济，才能彻底跳出“治乱循环怪圈”，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和长治久安。

 

注释

　　1.王尔敏《弱国的外交》3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马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第67页 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3. 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和1976年版《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57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693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 复旦大学等编《中国古代经济史》290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上海钱庄史料》第47-48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2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列宁选集》第四卷408页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9. 陈晋《毛泽东之魂》第271页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 郁龙余《中西文化异同论》19页　三联书店1989年版

　　11. 麻天祥《中国近代学术史》第31页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激荡的百年史》第14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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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评介：一部敢说真相的书：《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

近日读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彦芳先生的新作《焦裕禄身后》，大为惊讶，深为感动，令人深思。为作家的说真话的勇气而惊，为真实的焦裕禄而感动；一个说真话的张钦礼如何成了悲剧人物而叫人深思。然而可惜的是，这部新史学著作，却没有引起关注，报刊上少见评介。我希望文学界史学界，可以就这套新史学的书引起的思考加以评介，因为这对于深入学习和理解科学发展观，是大有益的。

 探索真理，必先明真相。任彦芳先生这部书，勇敢地说出了兰考历史的真相，也是中国的真相，这对研究历史，以科学的历史观看中国当代史，便更清楚为什么要学习科学发展观；因为我们有血的代价，有痛苦的历史教训。

 任彦芳的这部书，说出了五大真相，这是过去我们没有听说过的历史。

 一大真相，是河南省人民在1958年到1962年的灾难岁月的真相，让我们了解所谓自然灾害，实际上如少奇所说是人为灾害；进一步揭示不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而完全是背科学发展观而造成的人相食的悲剧！

二大真相，是兰考所以有三害的根源。风沙、内涝、盐碱，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最可贵的是焦裕禄到兰考后，写出了这三害的来源真相，写在县委的文件上，这是多么可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三大真相，是焦裕禄到兰考，是执行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以主要精力在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也是一个县委书记焦裕禄的悲剧：他一心想改变兰考面貌，而实际上做的却是与愿望相反的事情啊。这是过去所有写焦裕禄的作品所回避的历史事实。

四大真相，是张钦礼如何从一个敢说真话的好干部，在这种体制、在这个特殊时代，变成了一个说假话的人，最后由于他的谎言，使他成了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也使他成为悲剧人物：被开除党藉，判十三年刑。

五大真相，是新华社记者所写出的影响很大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虽然有历史的功绩，却因不少事实失真，而给兰考树了个假亲密战友，而给兰考干部和群众造成巨大灾难。

有此五大真相的揭示，就足以让读者震惊，足以让我们深思。这是一部广大读者值得一阅的书。

推荐者：曾冀真    2009。5。

上海白领压力大　街头写减压宣言  据《东方早报》2006年09月18日报道：“干整整五天，睡整整两天！”、“我想大哭一场！”、“赶快给我放一个月假吧！” 2006年9月15日下午，上海淮海路街头的白领抗压宣言板。当日，上千个忙碌的白领在上海街头写下抗压宣言，希望为自己的生活减压。近日，由几名白领组织的名为"白领抗压"的活动在上海举行，众多白领希望能借次缓解一下压力。（见下图）早报记者 赵静 图



我已经预料到，说中国的白领工作压力大，定会有些国人起来辩护，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彼此差不多云云。其实社会呈现某种倾向、特征的，需要社会宏观的数理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并非得以“一票否决制”形式决出胜负，以偏盖全。正如有人指出：中国流行“东方式嫉妒”、诚信缺失、人情淡薄、性别歧视等等现象，总会有国人跳将出来辩护“西方也一样”，以为如此便可使事物相互间：齐万物、泯差别、和稀泥了。

本质的事实是，西方社会白领即使面临工作压力也与中国的问题在性质上有显著区别。西方社会存在着工业文明的异化，而当代中国作为一个转型期社会，既面临着农业文明的异化，同时又染上工业文明的异化，两者融合一体于白领工作的场景之中。正如马克思阐述的，封建统治对待农奴有着超经济的剥削，其剥削程度和性质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实话说，当今时代，中国白领的职业生态是相当恶劣的，有相当多的人是处于“高压锅”中折腾，承受着超额的生存压力，情景之一是，还遭遇到种种职场上的“冷暴力”①。近年来有一个时髦且讽刺的词“过劳模”②——比劳模还要劳模，应时而生，他们普遍生存于：无休息日、睡眠不足、三餐不定、还得遭遇蔑视的处境，他们足以令带上大红花进入中南海晋见首长的“劳模”们深感羞愧。他们个个如“焦裕禄”再世：既焦虑、又抑郁、再加上忙碌。更有甚者，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深圳市，据说，每年有超过二千的年轻人选择了轻生③。据上海市民信箱的一项调查显示，上海有60％以上的白领每天伏案工作至深夜，其中80％的白领因长期用脑过度患有不同程度的脑疲劳④。在电影《摩登时代》中卓别林演的扳手工整日神经兮兮，在今天置换成了中国白领的“电脑脸”⑤。

可是，我们的学术界对此问题思考似乎还是停留在“群体本位”的立场上，沿袭老法，使用微观的个体心理疗法去修补“群己权界”——劳资纠纷，以为白领所面临的问题似乎只是一个角色转换而已，如此则遮蔽了他们的合法权益。认为问题的实质仅仅在于人际“沟通”上：白领打工者只要与其老板沟通良好、与同事关系相处和谐了，天下便平安无事了。这样一来，将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法律、伦理问题转化成为白领个体心理适应的能力问题：自身只要心理调节正常了，学好人际“沟通”的技巧，与上司和周围群众去“打成一片”，便自然而然地“适应了环境”，泯灭了自我心理烦恼，于是得到了阿Q式的满足，这样就落入了“天人合一”圈套⑥。

中国白领工作压力太大，是我们社会这个主体所呈现出的异化症状。社会，即使宏大得很，也绝不能与“天”相等同，它只是浩瀚宇宙中的一个分子，是个有待改革的系统；国家再至高无上，也不能单以它的名义来牺牲个人，它只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地球村落，其体制和制度应该与时俱进地跟上世界全球化浪潮；文明史再悠久，传统也绝非恒定不变，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人民”再伟大、“群众”再神圣，也绝不是一团“和谐”的整体，在上帝眼中只是一个“罪性”群体的聚合集。总之，现代社会里，个人自由有自足的理由，我们应以全球化的普适伦理精神来引导人生，我将我们社会的白领生态异化归纳有四点文化原因：

(一)

渣打银行的经济学专家曾出报告说，每个人都生活在变化中，但其他人的变化速度都赶不上中国人的变化速度。中国的变化有多快？报告表示，一个中国年等于四个美国年和英国年，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生活变化要比在美国和英国快三倍之多。而从经济增长来看，以非洲马拉威一年的经济增长只约等于中国七个小时的增长。想象一下，你家20多岁的孩子拿着不可想象的薪水，他们换工作的速度让你目瞪口呆。推土机把你曾经成长的房子推倒，摩天大楼在废墟上平地拔起；你的邻居经常外出旅行，而街上到处都是古怪的外国人，这种景象和25年前的中国相比，可说是大相径庭！

中国社会变迁急剧，由农业文明转型为工业文明，而年轻白领自身的性格秉性却呈现一定的稳定性，从传统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角色并未能迅速转型到现时代的职场需求上。新的社会形态中的生存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与白领己身遗传基因所因袭的传统文化不甚协调，从而产生出角色内部定位的矛盾和困惑。传统儒家的德性是“中庸、调适、谦让”的，讲究人伦亲情和等级秩序，道家是“避世、退缩”以成“无名、无功、无己”为终极的，释家更以“涅盘寂静”、“无我”、“无欲”为佛境的，而长期来我们学校中的训规总是：“为人民服务”、“我为人人”等等，总之，极力消除掉个人的主体性。

可是如今，白领一当“下海”投身于市场经济大潮中时，发现人际间的生存竞争徒然加剧，职场的拼搏需要全身心的投入，而人情趋于寡恩薄义：即使到了最讲情谊的时候：过年过节期间，年轻人的相互问候用语，也大都采用由他人编写的、被无数人反复循环使用过的“祝福”手机短信，显示出敷衍了事。在学生时代，尚有父母的关照和爱护，生活在家庭亲情的怀抱里，当踏上了社会离开了家庭，个人需经济自力，须大力提升生存独立性，而心理所因袭的群体下意识的价值观念具有相当的遗传恒定性，希冀成为白领的年轻人须在短暂的年代里，跨越文明的鸿沟去极力适应现代性超度劳作的功利性需求时候，显得疲惫不堪⑦。    

此外，社会在高速发展，在转型，经济在极速增长，迅变的社会、经济和科技形势向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不断地提出崭新的职业素质要求，迫使年轻白领务须即时跟上从业的形势，不进则退。为此，白领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充电”学习谋生技能，不仅在上班时间里努力学习，而且下班以后也得占用大量学习时间，由此，挤掉了自由支配的业余休闲时间白领纷纷成为了“经济动物”，几乎所有的人生活动都是围绕着生存问题转动。

(二)

中国精神向来不重创新，子曰：“述而不作”，被儒家后学捧为楷模，现今流行的应试教育就是这种国粹的继承和发扬。国人的优先化生存无非是遵模仿之道，以随大流、合群为上上策，但在知识产权得到重视的今天，产品的模仿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鉴于此及精神秉性较为低级的文明传统，中国企业的效益增长法则是：“量”的扩张，而非“质”的提升，而且是低级之中的再低级：“量”单纯就是“量”，即简单为数量的累加，与“质”无甚辨证关系，于是消极地将企业本身以及打工者理解为“经济动物”，作为“动物”白领打工者当然没有必要享有作为个人主体的人格尊严和其他合理欲望，工作仅仅只是为着“钱”而来的，老板只要付足了工钱，就可以任意使唤他们，不需要考虑他们的工作主动性（积极性）是否有所投入，只要大家认识到劳动力交易市场是买入方市场就行了，老板拥有主动权，为此可以动用胁迫的手段，只要增加了胁迫强度，工作量和产品输出量就自然而然地会上去了。其经典的做法是：加长法定的工作时间和加重工作强度。而我们的法制环境欠缺变相助长了这种做法。长时间、高强度的劳作削弱了劳动者的斗志和工作热情，使白领劳动者生理和心理都疲惫不堪，成亚健康状态，加快衰老，朝着“过老死”的路上大步迈进。

投入于全球化经济浪潮中，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管理者“高明”地认识到，不得不依靠以拼人力和拼成本的方式迎接国际竞争对手的挑战，以“床垫文化”著称的高科技企业华为公司就是一个典型。2006年华为公司的员工胡新宇劳累死后不久，原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向《新周刊》记者表态该事件，“华为是中国优秀的民营企业，不能让它一个人来背这个黑锅。干革命就是要有牺牲，死几个人怕什么？！”——个人的尊严和权益在国人老板们眼中所占有的价值份量，可见一斑。

尽管纸面上大谈“创新”，可是内心里我们社会对待创新是有所恐惧的。譬如某个白领对于工作事情有了好的想法、新的念头，就不敢轻易显露，担心会招致同事嫉妒：“你有点自说自话？”，老板也不会欣赏：“你自以为是很了不得了吗？”，这种沉闷氛围里使得中国白领的劳作内容和形式大都是重复性的，缺乏创造蕴涵，显得枯燥，单调、机械、刻板、被动，感受不到自由的氛围，更鲜有自我实现的愉悦。自由度的低下大大减低了幸福指数，乏味工作使人厌倦，于是加重了精神上的压力。

(三)

生产力尽管快速增长，然则属于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变革缓慢。我们的生活只是拘囿于集体主义中去做中国式的“人”，令国人人生信念整日牵肠挂肚着的无非就是自身于现世态的社会等级地位中排位，着重表现为面子上的攀比，而攀比的内容着重表现为物质的财富。

“对于富裕国家而言”，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学家殷格哈特表示，“未来收入增加多少和高水平的主观安适感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反而是一个国家国民快乐与否和国内的民主程度有强烈的关系。研究结果很清楚的显示，最快乐的社会是那些允许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国家。”⑧

如果说，西方工业化国家存在着异化现象之一是，技术理性取代政治理性而成为社会新的控制形式，凡是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都处于封闭之中，超越性因素都受到拒斥，“单面人”（唯有肯定而无否定）成为现时代的精神禀性深入到人格之中，这是由于现代西方哲学和意识形态对于传统形而上学进行过分地解构、脱魅、反叛，以及扼杀了“上帝”所然；那么在中国文化中，还远未企及过那种超验的理性程度，根本谈不上“物极必反”的效应。中国的学生尽管在课堂上学到的思维模式具有一定的西化形式，但由于学生占全社会人口的比率还是居于相当少数，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国粹，当他们走进社会当上白领后必须因袭起本土传统的价值观念，履行拷贝本土文化基因密码的职责。中国文化缺失了个体的自我以及终极的信仰，传统德性论总是倡导人们无私、寡欲，但是精神分析学研究的有关精神病的“无私”症状表明，其本质还是“有私”的，只是为其他的行为无能或各种困绕所遮蔽住罢了。而人的感性情欲极力被遏止，只会导致自身的幸福感匮乏，由此，丧失了生活的积极方面的主动进取性，不仅不会去主动关爱他人，与别人分享快乐，而且更难以向精神领域的高原进发，因此中国精神不追求思想，不探询灵智，不思虑终极的价值和意义，如斯，情欲并未消失，只是扭曲了，它着眼于“做人”，陋俗的人际处世之道，是浅薄的入世——现世方式，并无超越性蕴涵，缺乏理想形态的观照和升华，是一种“平面性”（即缺乏内在精神的起伏跌宕和外向的驱动力）的境界。由这种境界推导出中国式处世做人的重头戏则是显示社会等级地位的面子的竞争，面子竞争的内容重点是物质财富上的攀比，要么就是“官位”炫耀，其实质还是“物化”的人生——远比西方文明要异化得低俗、浑噩。

比如，国人总喜欢费钱劳神大搞家庭装修，是为了自己住得更舒服吗？非也！其实主要就是给别人来观光的。又如，好多年轻人购买的小汽车并不常使用，而是停放着成为摆设品——仅作为“形象工程”的项目就足矣。处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激烈竞争氛围中，引导着如此的人生观，意味着国人天天、整日处于人际间贴身的“肉搏战”之中，不患寡而患不均，妒火熊熊，看着别人的钱多、地位高心理便很不好受，不仅白领们是如此，白领的老板也如此，白领的亲朋好友也全都如此，如此人生，好比缺少了人际处世竞争的“缓冲地带”，可以去钝化攀比锋芒一下；好比人生的旅行途中少了“避风港”可去休息、回避一番；好比缺了上帝的关爱可得到宽恕和安慰；或没有“涅般”境地可以去超升或解脱。

就如国人参加体育竞赛，头脑中老是想着的就是要夺取金牌，即使获得了银牌也会灰心丧志的，而绝不会寻求单是竞技参与本身的乐趣。如此的比赛心境，自然增添了体育运动员特别大的精神压力。

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地位的急剧攀升、女性白领比率的显著提高加重了中国文化、中国职场的阴性特质，这种阴性特质所呈现出的女性化生存观，是高度世俗性质的，其表现特征之一，如“受视动物”般的外观炫耀显现（动物界的“受视动物”总是雄性），恰如雄孔雀总是喜欢在雌孔雀面前张开羽毛炫耀自己的艳丽那样。盖因女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定位上，生育功能的完善权重特大，所以女人比较关注婚姻恋爱上的攀比事情，正因如此，也就不容易经受住失恋的打击，男人则较能越出动物性境界的欲求，进入工作事务之中，甚而跨入高级生存境界进行精神领域神游的有之。延伸开来，女人总喜欢攀比各类事情和炫耀自我成就，喜欢打扮和化装。

那么，女性化心境的中国白领若是在当下的物化攀比中足够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感，精神压力就会减轻了吗？事情并不简单，减轻恐怕也是暂时的。因为过度是面子观是浅薄的人生观、低级的境界，人生匮乏了超越精神，诚如叔本华描述的：若满足了便会觉得无聊，于是又会再次攀登更高一级的“面子”梯子，进入新一层面攀比的不满足和痛苦之中。对于好攀比之徒来说，永远会认为自己比别人过得窘迫，她们所看到的只是别人的光鲜亮丽，而不愿意去了解别人的奋斗为之付出了多少艰辛和“高压力”痛苦，所以始终会感觉到在高压力之下生存。

人的幸福关联到自我完善，该是在各个层次上全面地展开，这里有从感性到理性层面的各个部分，分别组合成一个“黄金分割”的合理比率，方为成全一个完整的人生。具备了足够的理性思维判断，人就会懂得在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中保持张弛有度的平和心境，能在工作和生活中能够超越别人固然是愉快的，但更重要的事情是，首先要为自己考虑，聆听自己内在情感的呼声，更多地思考自己是什么个性的类型，尽力成全自己的兴趣和擅长，当个自由度高的人，学会创造性地生存，如此才会实现高级层次的“自我”，才有深层的愉悦感受。健全、高尚之人，即使作攀比，在内容上则是在高级层面的，如人格的完善、创造性的成就、对于社会的奉献等，在时间跨度上，则会延伸至未来，甚至是来世。

为此，需要对人作一番全面提升。哲学的思考可增加人的理性精神，使人对待自己的人生采取超然的态度，甚至哲思的本身也成了幸福的目的。亚里士多德曰：“人生最大的幸福就在于哲学的沉思”。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思辩哲学太抽象太枯燥了，不如浅薄的具象化的思维来得省力省心。

同样，好的宗教可使人生超越于现世，使人的劳作有个值得去努力的神圣目标，增加进取的信念。譬如基督教路德宗（新教），它可使人的工作努力看成是“上帝的召唤”（calling）。人或着，即使现况并不顺心，也会有个对于尘世相悖的幻想的天国的寄托。基督教可使人进入无限完美的天国中去尽情欢娱，使人排除尘世人间的烦恼和纷扰，懂得容忍和宽容他人。其实，中国古代文人中也不乏有超然之士，西方文人对他们也会欣赏不已。从前维也纳有个叫马勒的乐队指挥，他的人生经历坎坷，在长期的白领生涯中饱受歧视、倍受压抑，但是他在心境不佳时候能将中国素材的七首唐诗融合天主教情怀于一体，谱写进辉煌的《大地之歌》中，乐曲的意境是到天国中的神游一番，从而为世界音乐文化、中西文化交融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可是我们的国人太执著于“实用理性”了，怎能接受信仰之义？人生能现世地活透就够了，还语什么“怪、力、乱、神”？怎能想象：中国的白领在苦痛的人生之中、在高度的心理压力之下还能够有创造性的冲动萌发？以致于有神奇般的灵性抒发？

(四)

中国白领的职业场景，其工作和事业通常是在宗法传统浓郁的人伦环境中展开的，人际关系总是复杂、紧张而纠缠与“潜规则”不休的。白领除了要对待工作本身的业务之外，还得分出不少精力去应付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和交往，人的尊严匮乏，个人的权益得不到充分有效的保障。中国老板对待下属员工名义上说是看重为挣钱的工具，但总是有以“工作”的名义去辱掠下属的倾向。在中国的语境中，“人”被理解为“伦”者，即人际关系也。处于中国式等级氛围中，老板与员工之间无法想象有什么平等的对话可以去协商，因此劳资双方难以成深层次的沟通和理解，自然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和谐”本质，因此下属员工的工作压力如何是很少进入管理者考虑内容的。

中国特质的家属主义文化习惯将企业，或更广泛些的“单位”，看作是一个“家”——家企同构，中国企业文化的永久流行口号是“爱企（厂）如家”，中国的企业管理总是将老板看成是家长，用家长治家式的方法来管理企业。且看现今流行的一个“称呼”，就是老将企业老板称呼为某姓氏+“总”，即使是个副职的，称呼时候总得略去个“副”字，似乎不如此便是看低了他。其实就是家属宗法主义等级文化的鲜明反映。中国传统道德中尽管有“仁爱”之义，但实际上爱有“差等”，不能脱离血缘干系，诚信也是如此，因此商业合作也很难超越血缘联姻，所以成功的中国企业多得是家族型而少有股份制公司。

中国式世俗化的“做人”道德哲学决定了将人生终极目标定位在宗法等级地位的排位上，为此不惜损害他人（尤其是下属）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所以国人如此的行动意愿会在社会宏观的“业绩”上深深地打上烙印，正如秦晖所论证的，中国经济的极速增长，是以牺牲人权为代价花费得来的。因为人权的理念属于高级的价值形态，其精神实质对于尚处于低级文明的群体主义价值导向的中国人来说，确实是难以把握和领悟的。反观西方的不少公司，其企业文化定位在于社会综合效益的增值上，早已经超越了以谋取经济利益为单一的价值导向。西方的大公司一般都配有专职的心理辅导师，来疏导员工的精神压力。又譬如，世界零售业巨头美国沃尔玛公司还专设了以“人权”为价值理念的企业进货标准，据中国媒体报道说，在中国的沃尔玛公司已经拒绝了40%的中国货源欲进场该公司，因为制造这些货物的中国企业在经营销售过程中有一部分行为指标不符合沃尔玛公司的人权标准！

吴思以为，他发现了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血酬定律”，而我以为，这种“游戏”只是适用于道德极度失范的“土匪场合”，其时道德规范已经退化成为“丛林法则”而已。一般的情况是，起码中国传统的农民有着迁移的自由，所以地主军阀土匪再怎么暴虐无道，“血酬定律”也难以奏效。其实我以为，温和些的“泪酬定律”倒是在中国的职业场合广泛地存在着，其产生于国民心理中浓厚的嫉妒情结，它会促使人们在职场中所经受的痛苦经历取得微妙平衡：老的员工通常会对新进员工不满，因为新来者痛苦经历太少，为此需要得到足够的痛苦“补偿”，就象从前缠了足的中老年妇女会对女孩不愿缠足者产生嫉恨和恼怒一样。它又利用人性中低级层面的避苦趋乐而使下属臣服，特别是利用中国人的弱点——尽力去“适应环境”——以为这样可以少受痛苦，至少是眼前的痛苦，即“少流眼泪”，从而顺从了。

如今，冷暴力在职场的广泛存在，它采用的正是“泪酬定律”的形式施加以“工作”名义的压力，没有压力的也偏偏要增添出压力来，为的就是在人们之间取得心理上的“痛苦”平衡，你若有不顺从的，定得多“流泪”，于是“流泪”便成为要挟反而获得了“报酬”。

“冷暴力”是采用非暴力的方式刺激弱者和下属，致使他们心灵上受到严重伤害。中国白领的职场生态，常可看见：人际淡漠，关系紧张。通常，白领智商高且有创造性天赋的，往往是性格独特的、沉默寡言的、不擅相处的，甚至是乖僻的秉性，则往往被进一步孤立起来，处于冷暴力中受煎熬；上司对你少有不满就不留情面地否定你，边缘化你；同事对你不理不睬；再如，你工作能力强而太得势了，同样也就麻烦降临了……    

施卫江
修改稿于 2008-10-13  
江苏省昆山市     
注释：
①《新民晚报》2007年11月9日A3版，见习记者王瑜明：《遭遇职场冷暴力，怎么办？》。
②《新民晚报》2007年5月8日 版 转载《北京晨报》：七成白领被称为“过劳模”。
③《新民晚报》2007年11月6日A27版，记者于明山 实习生雷蕾：《不堪重压，每年两千深圳人轻生》。
④《上海星期三》：2008年8月19日《小心，别成“电脑脸”》
⑤  上网太多当心得"电脑脸"-搜狐健康 2008年09月03日。
⑥《青年报》2007年8月13日，王佳敏：《六成年轻人不爱上班》。
⑦《信息时报》2003-05-08，《广州白领心理压力大 八成人有事憋在心里》   
⑧《市场报》2008年07月14日，《世界愈来愈快乐 全球多数国家快乐指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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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2009年5月15日收到

“三仁”：比干、箕子、微子

林  坚

《论语》中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商十五代二十八王太丁（文丁），生子帝乙、比干、箕子。帝乙即位后生微子启、帝辛。

据《竹书纪年》记载，纣王“五十一年冬戊子，周师渡盟津而还。囚箕子，杀王子比干，微子出奔。”面对纣王的荒淫无道，比干、箕子、微子对殷商的前途担忧，多次向纣王进谏。比干直言劝谏，被纣王剖心。箕子佯装疯狂，离开国都朝歌，到箕山一带隐居。纣王的同母庶兄微子启被逼出走。

明朝正德年间，淇县建立“三仁祠”，祭祀比干、箕子、微子。

国神：比干

比干:子姓之后，黄帝33代孙，文丁之子，名干。据清程大中《四书逸笺》引《孟子杂记》云：“王子干，封于比，叫比干。”比在今山东孜博一带，古人以封邑为氏，故称比干。在后世称殷比干，或商比干，也称子比干、林比干。因契曾给舜做过司徒官，比干又被称为虞比干。商朝沫邑（今河南省卫辉市北）人，即“沫之乡矣”（《诗经·桑中》）。汲县，商朝时称“牧”，西周时称“庸ß”，距朝歌50里。明万历版《淇县志》载比干是汲县人。被誉为“亘古第一忠臣”。

比干生于庚丁十三年（公元前1124年）夏历四月初四日，卒于帝辛戊寅十七年（公元前1062年）冬十月二十六日。

公元前1109年，帝乙继王位。第二年，比干17岁为少师（亚相）。比干辅佐王兄帝乙，在帝乙病重时，代理朝政。公元前1079年，纣辛继王位，比干作为王叔，成为托孤重臣，辅佐侄儿治理朝政。比干46岁任丞相。比干主张减轻赋税徭役，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富国强兵。

帝辛（纣王），暴虐荒淫，横征暴敛，朝政糜烂。纣王大兴土木，沉于宴乐与女色，不理政事，残暴无常，用酷刑残害百官，排除异己，重用谄媚之臣，群臣自危。在这种情况下，殷少师、纣王叔父比干挺身而出，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以“有过则谏，不从则死”的勇气，多次犯颜直谏。比干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纣问何以自恃，比干曰：“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怒道：“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比干，剖视其心。比干终年63岁。

武王克殷而封比干墓，墓在河南卫辉。

周武王封比干垄，垄为国神。周武王封比干留下铜盘铭：封轩辕王子比干垄，上报天神，下报地神。修整商朝贤臣比干的坟墓，赐后代林姓，比干为林氏之太始祖。魏孝文帝拓跋宏立庙宇；唐太宗下诏封谥“忠烈公”、“太师”；宋仁宗为《林氏家谱》题诗、元仁宗为比干立碑塑像、清高宗祭文题诗、清宣宗修复比干庙正殿，等等。

比干是我国最早敢于忠谏被害的政治家和冤臣，是历代谏臣的榜样。因比干公正无私，而被敬为“文财神”。

　　中华民族千秋令：“齐封神雨，雷电照今；供干师忠，慎为瞻遗。”命为宗祀，历朝致祭。

 

箕子朝鲜开创者：箕子

箕子：箕子是中国文化史上有可考著作传世的第一位思想家。中国文化的元典《周易》和《尚书》都给箕子以突出的位置。《尚书》在《微子》、《武成》、《洪范》三个篇章中提到箕子。

商代初期，箕族比较强大，又称基方，一直与商朝为敌。商王武丁征服箕人之后，封自己的一个儿子为箕诸侯，名为“子其（箕）”。子其的封地大概在今山西左权县箕城一带，其地与微子城相邻，子其后代以“箕”为氏。

箕子名叫胥馀，是子其的后代。据《庄子·大宗师》：“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馀、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庄子释文》引晋司马彪注云：“《尸子》曰，箕子胥馀，漆身为厉，被发佯狂。”

箕子生于公元前1097年，逝于公元前1004年。

箕子、微子的“子”，在殷商时代是王族称呼；商朝灭亡后，他们仍然受到尊敬，“子”就具有尊称的意义。而由于箕子是一个思想家，到春秋战国时代，“子”就演变为对学术造诣者的尊称了。后来的思想家称“子”，都可以溯源到箕子。

早在周初成书的《周易》中对箕子就有记载。《周易》明夷篇说：“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怠也”。篆辞解释说：“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这是说，箕子生活在纣王统治的黑暗时代，处境艰难，蒙受大难，他志向光明磊落，品格坚贞。

箕子是比干的弟弟，纣王的族叔，多次向纣王进谏，而不被采纳。有人劝他离开殷商，他说：“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他佯装疯狂，离开国都朝歌（今河南卫辉），到箕山一带隐居。纣王发现箕子假装疯狂，便把他囚禁起来。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十一年），周武王兴兵伐纣。经过牧野之战，纣王兵败自焚。周武王进入朝歌，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箕子出狱时51岁。

《尚书·洪范》说：“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在周武王灭纣后两年的周武王十三年，箕子时为53岁，周武王向箕子询问殷商灭亡的原因。箕子不言，因为他不愿意讲自己故国的坏话。周武王又向箕子询问怎样治理国家。箕子便陈述了《洪范》九畴，就是九条治理国家的大法。据《尚书序》说：“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孔颖达《正义》说：“以箕子归镐京，访以天道。箕子为陈天地之大法。叙述其事，作《洪范》。”《广韵》引《书》说：“武王悦箕子之对，赐十朋。” 周武王想重用箕子，但箕子早就对微子说过：“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意思是说：殷商如果灭亡了，我不会做新王朝的臣仆。他请求前往与商有一定族缘关系的朝鲜。

司马迁的《史记·宋微子世家》记箕子向周武王陈述《洪范》九畴之后，“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意为周武王封箕子为朝鲜侯，不把他当臣下看待。

记載箕子去朝鲜的史料始见于西汉，如《尚书大传》、《史记》、《易林》等。《易林》载：“朝鲜之地，箕伯所保。”

西周滅商之后,箕子到朝鮮半島与当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國”。史称“箕子朝鮮”。 箕子朝鮮存在于公元前12世纪末至公元前11世纪。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为古朝歌（今河南卫辉）箕子庙写《箕子庙碑记》，列出三条标准高度赞扬箕子，即“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正蒙难”是说，处在像纣王统治的黑暗时代，自身蒙受危难，却能够坚持正道，垂范后世；“法授圣”是说，在王朝更替后，把古代的历史经验加以总结，把《洪范》传给周武王，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化及民”是说，箕子到了朝鲜，教化百姓，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周代宋国的始祖：微子

微子：周代宋国的始祖，名启（汉代因避景帝刘启之讳，改启为开），殷商贵族，帝乙之子，殷商最后一个王纣的庶兄。《史记集解》引孔安国的话说：“微，畿内国名；子，爵也。”因其封国名微，爵位为子，故称微子。“微”，原在今山西省潞城县东北，后微子迁到山东梁山西北，所以那里也称为“微”；有人说在河南商丘一带，也有人认为在原山东寿张县西北的故微乡。后世因之称为微子启（或微子开）。

微子是商末周初朝歌（今河南淇县）人，商王帝乙之长子，纣王庶兄。帝乙曾有将王朝传于他之意，但太史不允，因为当时有规：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而微子启出生时其母尚未被立为正妃。帝乙死后，按规立三子辛为王，史称商纣王。封微子启为卿士。

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穷奢极欲，暴虐嗜杀，导致众叛亲离，国势日衰。微子多次亲谏纣王，见“纣终不可谏”，便谋于族叔比干、箕子。箕子认为“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微子便远离纣王逃到微。周武王灭商后，微子持商王室宗庙礼器，来到武王军营前。他袒露上身，双手捆缚于背后，跪地膝进，左边有人牵羊，右边有人秉茅，向武王请罪。武王将他释放，“复其位如故”，仍为卿士，以示宽厚为怀。

约公元前1063年，周公旦平定管蔡武庚叛乱后，成王封微子于商族发祥地商丘，以示不绝殷商之祀，国号为宋，爵位为公，准用天子礼乐祭祀祖先。微子成为宋国国君、始祖。寿终后，葬于今山东微山湖微山岛西北部高岗上，墓前有古碑四通，主碑上有汉代匡衡“殷微子墓”四字，横额为“仁参箕比”。又有一说，微子启死后埋葬在宋城外（今商丘古城西南约12公里处青岗寺），陵墓前立有一块明代万历四十年的石碑，正面刻有“殷微子之墓”。

　　对于宋氏起源，很多史书有记载， 《元和姓纂》中说：“宋，子姓。殷王帝乙长子微子启，周武王封于宋……子孙以国为氏。”而宋氏族谱记述得更加详细，据《古宋族谱》记载：“自周朝定鼎，封微子于宋，以祀商殷，以公为爵，建立宋国，以国为姓，为宋氏之始。由此可见，宋开国国君微子启乃宋氏始祖。宋氏传续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

　　对于微子启的封地宋国即商丘之说，有很多佐证。《春秋释地》记载：“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是也。”《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阳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墟也。”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记载：“（周）封微子启于阏伯之墟，今商丘，故宋都也。”

　　民间有“宋戴一家，宋孔同祖”一说。据《史记·孔子世家》索引《孔子家语》云：“孔子，宋微子之后。”据考证，孔子是微子启的二弟微仲衍的第十五世孙。夏邑是孔子祖籍地。东周时期，孔子为宣扬他的儒家思想，周游列国，途经宋国时都要祭祀其祖先。在商丘附近保留了许多与孔子有关的遗迹，如商丘县的文雅台，永城市芒山镇夫子山南麓的孔夫子避雨处、晒书台、夫子庙，夏邑县孔子还乡祠等。

　　宋国立国700多年，公元前286年被齐国灭掉。微子启的后人以国为姓，称宋氏。

 

比干、箕子、微子被孔子称为“三仁”，为后世景仰。

 

中华文化第一子：箕子

林  坚

中国历史上，把一些大思想家称为“子”，如孔子（孔丘）、老子（老聃）、庄子（庄周）、孟子（孟轲）、荀子（荀况）、墨子（墨翟）、孙子（孙武）、韩非子（韩非）、朱子（朱熹），等等。那么，“子”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更早的箕子和微子却未受应有的重视和注意？

“子”之含义辨析

历史上最早称“子”的是谁？“子”具有什么含义？

就可考的历史文献来看，箕子是中华历史文化上的第一子，同时期的还有微子。

具体而言，箕子的“子”是什么含义？传统的解释认为“子”是爵位名称。东汉大经师马融说：“箕，国名也；子，爵也。箕子，纣之诸父。”裴马因（一字）的《史记集解》、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都引用了马融的注。朝鲜王朝安鼎福著《东史纲目》载：“箕子，子姓，名胥馀。封于箕而子爵，故号箕子。”汉儒误以为微子也是子爵。《尚书·微子》孔传云：“微，土斤（一字）内国名；子，爵。”

其实，这个“子”不是爵位。殷商时代的爵位只有三等，没有子爵，不同于周的五等爵位。《白虎通》说：“殷爵三等：谓公、侯、伯也。”商王朝官职分外服内服两大类，也没有“子”爵。箕子是商王朝贵族，其先祖子其系商高宗武丁的儿子，作为王子，不会被封为地位很低的子爵。西汉焦延寿的《易林》说：“朝鲜之地，箕伯所保。”这个箕伯就是箕子。箕子可能是伯爵或更高的爵位，而不可能是子爵。微子是纣王的庶兄，是商朝当权大臣，不会是低爵位。周灭商以后，周武王封微子于宋，宋国的爵位是公爵，而不是子爵。周武王很重视箕子，可能封箕子为侯爵。司马迁的《史记·宋微子世家》记箕子向周武王陈述《洪范》九畴之后，“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这是说周武王封箕子为朝鲜侯，不把他当臣下看待。中国和古代朝鲜的史书都称箕子的后代为“朝鲜侯”，应该是继承了箕子的爵位。

箕子、微子的“子”，首先是商王族的姓，即子姓。箕子、微子的先祖为契，《史记·殷本纪》说：“契为子姓。”《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以玄鸟（燕子）为图腾，以子为姓。在甲骨文文献中，“子”也是王族的标志。日本学者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指出：“称子者与殷为同姓氏的一族。”中国学者裘锡圭指出，“子”不少是特指商王同姓的族长。“子”，在殷商时代是王族称呼；商朝灭亡后，他们仍然受到尊敬，“子”就具有尊称的意义。

由于箕子是一个思想家，到春秋战国时代，“子”就演变为对学术造诣者的尊称了。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子”为贵族的标志，后来衍变为尊称，再演变为有学术造诣的德高望重的人，这是符合词义演变规律的现象。[1]

箕子的代表作《洪范》

箕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可考著作传世的思想家，箕子的代表作《洪范》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奠基著作。《洪范》是《尚书》中最可信、最受重视的篇章。其中的五行学说、天人感应学说、王道学说都具有开创意义，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箕子总结殷商几百年治国的经验教训，形成“洪范九畴”，就是治理国家的九个方面的大法。《尚书·洪范》载：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昔在闻，鲧β湮（耳旁）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酬，彝伦攸铎（去金旁）文（反文）（一字）。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酬，彝伦攸叙。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微，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周武王向箕子求教，箕子回答说：“我听说，从前鲧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破坏了无行的规则；天帝于是大怒，不把洪范九畴赐给鲧。他的儿子禹继承事业兴起，顺应五行规律治理洪水，天帝于是赐给洪范九畴。治理国家的常理和顺序就流传下来了。” 所谓“洪”是大，“范”是规范，就是法。

箕子陈述了“洪范九畴”，体现了比较系统的政治哲学思想，内容可分为三个大的方面。

1．哲学，体现为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是中国最早的本体论哲学。五行就是水、火、木、金、土。水滋润而向下，火燃烧和向上，木可以弯曲也可以伸直，金可以顺从也可以变革，土可以种植和收获庄稼。水产生咸味，火产生苦味，木产生酸味，金产生辣味，土产生甜味。

五行学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物质本体的学说，比古印度和古希腊的同类学说要早五六个世纪。

2．道德和政治学说

五事讲道德修养，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容貌，二是言论，三是观察，四是听闻，五

是思考。容貌应该恭顺，言论应该合宜，观察应该明白，听闻应该清晰，思考应该通达。容貌恭顺就造成严肃，言论合宜就促成治理，观察明白就产生智慧，听闻清晰就善于谋划，思考通达就能够圣明。

八政、三德、皇极、五福和六极，讲政治事务。它们共同构成“王道”思想。

八政就是分别管理八种政务的官员：一是管理食物的；二是管理财物货币的，三是管

理祭祀的，四是管理水利的司空，五是管理教育的司徒，六是管理盗贼的司寇，七是管理朝觐会同的宾，八是管理军事的师。食、货、祀，是国家存在的根本基础。水利、教育、治安也是非常重要的。宾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师负责军事，这二者是主持国际事务的最重要的官员。

洪范九畴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上有两个重要突破：一是由迷信鬼神转向强调人事；二是提出了以“皇极”为核心的“王道”学说。

《洪范》的“王道”政治学说主要内容有：

第一，强调行政应该正直公平，保护民众。“天子作民父母，因为天下王。”只有像父母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百姓的君主，才能统一天下，实行王道。

第二，强调君主的权威和臣民对君主的顺从。认为只有君主才能行使庆赏、刑罚的权力。

第三，强调君主和臣民的道德。“五事”说君主必须谦恭，说话必须顺从事理，看问题应该明察，听意见应该清晰和全面，思维必须缜密、通达。强调当政者的道德修养，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突出特点。

第四，强调应该注意用人。一方面，提拔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另一方面，不任用无道德的人。

第五，强调可以采用不同的政治措施。

3．“天人感应”学说

五纪是纪岁，纪月，纪日，记载星辰出现的文科，记载日月运行的度数。当时的人们

认为，天象和季节是否正常，与八政是否适当有关。

稽疑讲用卜筮和人事的结合来决定疑难，具有巫文化特征。

庶徵讲君王的行为可以招致气象和天候的反映。

汉代儒者从“天人感应”来解释五福和六极，从民众是否能够获得幸福来验证君主措施的好坏。都包含着“天人感应”的思想。

箕子对这三个方面的，是夏商两代政治思想的总结，奠定了周代政治哲学的基础。

周武王对洪范九畴予以采纳。在他逝世后，周公执政，发展了《洪范》的王道思想，敬德保民，制礼作乐，奠定了周王朝的基业，开了儒家思想之先河。

中国文化史上“第一子”

箕子和周公是殷周之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儒学的先驱。后来的思想家称“子”，都可以溯源到箕子。箕子可以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子”。

中国文化的元典《周易》和《尚书》都给箕子以突出的位置。《周易》中提到的真实历史人物，只有殷高宗、帝乙、箕子和康侯四人，这四人中只有箕子以思想家的面目出现，并有著作传世。《周易·明夷·六五》云：“箕子之明夷，利贞。” “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怠也”。篆辞解释说：“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这是说，箕子生活在纣王统治的黑暗时代，处境艰难，蒙受大难，他志向光明磊落，品格坚贞。《尚书》在《微子》、《武成》、《洪范》三个篇章中提到箕子。

孔子在《论语》中，把箕子与比干、微子称为殷商“三仁”。

唐朝德宗贞元年间，河南淇县（殷都城朝歌）为箕子立庙。著名思想家和古文家柳宗元写了《箕子碑》，列出三条标准，即“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高度赞扬箕子。“正蒙难”是说，处在像纣王统治的黑暗时代，自身蒙受危难，却能够坚持正道，垂范后世；“法授圣” 是说，在王朝更替后，把古代的历史经验加以总结，把《洪范》传给周武王，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化及民”是说，箕子到了朝鲜，教化百姓，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追封箕子为辽东公（《宋史·礼志》）。

元顺帝时，追封箕子为仁献公（《元史·顺帝纪》）

明朝正德年间，淇县建立“三仁祠”，供奉“三仁”塑像，箕子居中，比干居右，微子居左。东堂为比干馆，西堂为箕子馆，有记述其生平大事的壁画。

 

箕子可称为儒学的先驱。先秦时代的学者们多引用《洪范》的语句为自己的学说服务。《左传》、《逸周书》、《管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礼记》等都引用过《洪范》的语句。

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学说，不仅影响了战国时代的阴阳五行家，而且影响了儒家和其他各家；影响了古代哲学、政治、科技及古代各种术数。

王道学说则是儒家和后代仁政思想的重要源头。爱民、注重道德修养、任用贤人，是周公德治思想和孔子仁政思想的源头。

 

 

作者：林 坚，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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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建树先生主编的《陈独秀著作选编》于二00九年一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选》共六卷，选编陈独秀多种文体890多篇227万字，精装肃美，撞目喜人。以此纪念中国共产党首要创始人陈独秀诞生130周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这是全国人民思想文体化生活中一件大喜事，值得庆贺！笔者高兴之余写此短文，评论《陈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相信研友们会拥护的。 《陈选》各卷的内容大体以时间顺序将陈独秀的文章诗词书信分卷。第一卷，1897年至1918年。第二卷，1919年至1922年。第三卷，1923年至1925年。第四卷，1926年至1931年。第五卷，1932年至1942年。第六卷，是陈独秀多年研究的音韵学和文字学方面的著作。　查看全文

摘要：起源于西方的公民社会理念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深入人心，并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产生着日益重大的影响。在把握公民社会概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公民社会理论的源流，对践行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查看全文

摘要：現在，對陳独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総司令的評價已無異議，而究竟是“右傾”還是“左傾”的争論却還在進行8。随着托派研究禁区的打破，陳独秀与托洛茨基的関係以及中国托派的研究也有了進展。当然，這与蘇聯的對斯大林的批判有関。在這様的氣候下，各地成立了陳独秀研究会，唐宝林主編的『陳独秀研究動態』一直在介紹活躍的研究状況9。看到今天陳独秀研究的活潑局面，与二十幾年前拙著出版時有隔世之感。在陳独秀故郷的安慶市郊外，陳的墓地已修成公園，並設立了陳列舘。可以説，一直被作為反党分子而受批判的陳独秀，平反之日已為期不遠。　查看全文

作文应该诚善美

文/本刊(《中学生》)编辑部

作文是中高考的重头戏，从分值看早已是语文的“半壁江山”，从后果看“得作文者得天下”。可作文并不仅仅是个“得分工具”。

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告诉我们，作文的本质是“交流和表达”。因为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表达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渴望，人人需要表达和倾听，事事需要合作和沟通。离开了互相了解和信任，一切合作都谈不上，简单的事情也做不成。可以说，“茶壶下饺子”的人太多的时代，痛苦的不仅是他们自己，更是整个社会。

不仅如此，作文在练人的思维品质、塑造人的性格，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方面，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说话、写话，其实都是在训练我们的思维，在积累我们的人文知识，在一点一点提高我们的文化层次。我们是在按照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则说话，我们是在按照绝大多数人共享的文体规则写文章。不是这样，我们的话就没有人能听懂，我们的文章可能就是一堆词藻或者句子。正如一个脏话连篇、嬉皮笑脸的孩子不可能知书识礼、通情达理、受人尊重一样，一个写文章逻辑混乱、语无伦次、观点怪异的成年人也很难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得到普遍认可。

我们提出“关心作文，呵护成长”的口号，就是要让每一个孩子在学习写作的同时得到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把作文训练和人的养成教育结合在一起。这不是我们的硬性规定，而是面对现实、敢于为读者负责的必然选择。《中学生》杂志的创始人叶圣陶先生为自己的儿女取名为“至诚”、“至善”、“至美”，这是他的人生理想，也是做人办刊的主要追求。对于目前作文界的乱相，我们觉得提倡返朴归真，把附着在作文身上的功利灰尘洗净，很有必要。从诚、善、美开始认识和学习作文，从小学会诚善美的作文，不仅中高考时高分，更让你一辈子受用不尽。

诚，指的是作文态度。写作文是为了真诚表达、善意沟通，是为了以心换心，实现相互的了解和沟通，不是为了算计阅卷老师，也不是为了投机取巧。善，就是要重视作文内容的教育性，引导性。如果作文不能提升人的品位，鼓吹公平和正义，引领读者追求人类共通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那跟诲淫诲盗无耻之尤的文字垃圾有什么区别呢？美，就是要符合普遍的审美标准，要主流、健康、和谐，为大多数人喜闻乐见，内容和形式都要如此。
（本文作者为刘加民，发表于《中学生》高中作文版2008年暑期合刊）

摘要：目前中国舆论界正在热烈讨论民主建设的问题。仲甫先生是站出来，在参与讨论。他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把一些问题讲得这样透彻、明了。例如，言论自由，这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观点，仲甫先生讲： "法律是为了保护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了创造将来的文明。" "言论思想自由，是文化进步的第一重要条件。"今天我们提倡"解放思想"。仲甫先生讲得最彻底，最完整，最有哲理性。他说："人类社会进化无穷期，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没有推动万世皆准的制度，或包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总之，他说发展是没有止境的，解放思想是长期的任务。　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