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15日在“上海第七届国际工业博览会论坛”举办的“院士圆桌会议”上，海洋地质学家同济大学汪品先教授首先发起对现行院士制度的批判。他断言目前的院士制度是不可持续的。汪品先的言論引來了在座院士的共鳴。周光召鮮明地表態：「我一直都不贊成院士制度。」建议取消现行的院士制度，并对与会的十三名院士提议，如果大家都同意，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共同提一个议案。（据2005年11月16日香港大公报，记者郑旭荣自上海报道）
读后使我振奋，因为这个院士制度在扭转科学技术不被重视的初期或有积极作用，但发展到今天，实已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大障碍，更不利于新生力量的成长和科技创新。对此汪、周二位已有清楚的阐述，我感到他们讲的都是实情。我有不少院士师友，他们都学有专长，为人正派，单就院士个人来讲，的确称得上出类拔萃。但现在院士一方面倍受尊崇，另一方面却又颇被诟病，原因何在？关键是体制使然，科学研究立项，重点学科建设，博士点的设置，更不用说文章的发表等等，有无院士牵头，大不一样。特别是由于院士与官员的等级挂钩，其含金量更非一般的学术头衔所能及，而院士遂成为一种特殊官位，一种品牌，一所大学或一个学术单位，似乎是院士越多地位越高。因此竞争入选院士，往往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单位间的较量，也是出现不正之风的一个重要来源。
而一入选院士就加官晋爵，鸟枪换炮，犹如范进中举；更似乎变得无所不能，各种头衔，各种请柬纷至沓来，而许多时候人家请你去，并非看重你的学问或需要你的学问，只是要你的牌子，就是要你去上天言好事，不去还不行，得罪人，无奈前去，最多做到不说什么，广告也已做了，等到揭出那里面有假冒伪劣，牵连在内也说不清。而最现实的结果是潜心治学的时间少了。
特别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多年没定职称，更不用说院士，在实行院士制度之初，当然会是年长者居多，及至一看院士老化严重，改为照顾年轻人，而一大批中坚力量，犹如冯唐易老，三世不遇，间有能熬到院士的，又如梁灏中状元，垂垂老矣。而事情确如周光召院士所说“目前很多院士都七八十岁了，几乎当了院士后没有什么新的成绩。”自嘲说，“至少自己是这样。在一线的院士即使有点成果，也许是学生帮著做出的。”而一般的情况是身为院士，众目睽睽，压力倍增，还得勉力支撑，于己于人均不利。
以入选院士形式拔擢青年亦非良策，盖一项科学或技术成果的价值，不一定都能马上得到充分认识，而这一层次参与竞争者人数众多，院士数目终应有限，不能总是扩张，不仅会挂一漏万，而且会有一人入选，多人不满，影响积极性的后果，甚至引发恶性争夺的可能。
因此我希望周光召院士并与会的十三名院士提议，如果大家都同意，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共同提一个议案。 能尽早成为现实。
不过院士之设置，确有推动社会崇尚科学的作用，而院士在公众中留下的，绝大多数也是良好的个人形象，现在应废除的是这种制度，使院士与权力与待遇脱钩，可以保留为一种学术上的荣誉称号。不必每年评选，可以五年、十年结合国家庆典举行。人数不宜多。必须是德高望重，众所钦服，如何产生，还可从长计议。
< 这种院士不要求他再出多少科研成果，但可以在发现、作育人才，普及科学，和干预社会生活等方面多起作用。如蔡元培、胡适、丁文江都不是他所在领域中发表文章最多或评价最高的，然而他们所起的作用，远远超出其专业本身。现在科学家对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和国家大事，很少发表意见，有的人比较关心，还会被嘲为不务正业，其实对那些年事已高的的科学家来说，在科学研究上发挥创造力的最佳时期已过，这次周光召先生自嘲“没有什么新的成绩”，乃是自然规律，杨振宁先生在去年中国科协学术年会上也提到这一点，表示应让年轻人去冲锋陷阵。而如进入老年的科学家，能把眼界扩大，以自己成熟的科学修养和人生经验贡献给社会，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是他人所难以企及，其意义未必低于他在科学上的成就。也为自己开辟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陶世龙，2005年11月16日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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