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了”先生是一个文字了得的人，然而在多看了几遍《不能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定罪——兼驳邵道生》的文章之后，这个“文字了得”的“直言了”却落败于对当今中国国情的无知之中。
为什么这么说？有以下三点。
第一，“直言了”所“批”的其实不是我，而是“借题发挥”。
我在《必需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文中的基本观点是什么？有两点：一点肯定现行《刑法》中的一定要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进行“定罪”的观点；二点如今的刑法第395条量刑畸轻，竟成了腐败官员的“避风港”、“免死牌”，因而必需修改。所以，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来“定罪”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刑法》第395条（“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的本质所决定。我想，《刑法》为什么要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来“定罪”，这是当今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是反腐败的需要。假若按照“直言了”所说的那样，对腐败分子即便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因为没有“证据”就不能“定罪”的话，那么，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又会出现另一种想象不到的“景象”，众多的腐败官员肯定会咬着牙就是一声不响，反正你没有“证据”就不能定我的罪，对此，拍手叫好的肯定是一大帮腐败分子……所以，“直言了”想否定的是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来“定罪”的合理内核，行吗？我看稍有良知的中国人是决不会答应的。
第二，“直言了”满口的美国，似乎还不知道初级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的国情。
从人民网知道，“直言了”是一位关心“国是”的“海外网友”，自然有他的“海外优势”，从《不能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定罪》文章的满口赞赏“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介绍来看，的确是很有“功底”的，不过，不知“直言了”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没有：你所说的“主要就是三条：（1）政府必须公开，政府官员财产来龙去脉属于政府公共信息，必须向所有社会成员公开；（2）政府官员和私人工商之间，不许有互相兼职或利益联系，严格和公开地施行公私分明；（3）整个社会信用系统发达，对每个公民都有套信用管理制度，包括资金往来记录和税务核实”，能立即搬过来用吗？实在是太天真了。1995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效果呢？基本等于零。关于“政府官员和私人工商之间”的“红顶商人”现象，中国社会已经反反复复搞了多次，虽然经过去年中共中央的大力整治，然而又有谁敢说如今的社会“政府官员和私人工商之间”的“利益联系”已经很干净了？至于说到“整个社会信用系统”，对不起，中国社会现在缺的就是“诚信”和“信用”，而这亦决不是仅仅靠“信用系统发达”就能解决得了的……所以，一位网友在看了“直言了”文章后跟上了这样一条贴：“中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如果中国采用美国的方法，花几年时间先去建立和完善各种法律和制度，然后再去反腐败，这样做一定会贻误反腐败的有利时机，让更多的腐败分子逍遥法外；如果这样做，最高兴最拥护的一定是腐败分子。不知道‘直言了’是否同样高兴和拥护？” 还有一位网友这样写道：“明知中国国情就目前而言不可能‘事事有记录’，或者根本就‘有记录也是假的’” ，直言了还真的是“真有本事”的啊！
第三，“直言了”给我扣的三顶帽子，是“扣”不住的！
“法盲议论。真那么搞，别说无法根治腐败，而且会助长腐败、甚至导致社会动乱。”——这是直言了对我的《必需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文所扣上的三顶帽子。 “法盲议论”？实在是太好笑了，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条中国刑法的合理内核属于“法盲议论”呢？还是保留这条中国刑法的合理内核进行“必需的修改”属于“法盲议论”呢？我想结论是清楚的，那就是直言了对中国的刑法实在是“无知”得很的啊！
“真那么搞，别说无法根治腐败，而且会助长腐败”？我的观点是：在腐败泛滥的当今社会，在腐败官员动不动就是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今天，有这条刑法总比没有这条刑法好，而且按照我的观点加重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惩处，对“根治腐败”肯定是有益的，对反腐败肯定会促进的。
“甚至导致社会动乱”？一位网友说得好：“如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施行就会带来什么社会动乱的话，那只能是腐败的事实带来了动乱而非法律条款本身。”在这个问题上，直言了简直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了。
总之，在反腐败问题上，包括法律的制订、修改还得要根据中国的国情，不管是“海洋法的英国美国”或是“大陆法的德国法国”，只能是借鉴，只能是“消化后吸收”，若是不顾国情、生搬硬套照抄，那才会出乱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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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不能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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